读书之路,通向文化成就读书无疑是人类最为珍贵的智慧之源。自古以来,读书便被视为通向文化成就的必由之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文化先驱通过仔细研读经典,不断揭示人性的奥秘,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首先,读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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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礼教,其实是在追忆什么?李泽厚先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人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反感,李泽厚功不可没”11月3日,似乎这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它常常与另外一个极具贬义的词连在一起使用,据李泽厚的学生赵士林消息,那就是“封建”——封建礼教。
就字面意思而言,哲学家李泽厚在美国逝世,礼是礼仪、礼节,享年91周岁。被一代人尊为“精神导师”的李泽厚生于1930年,教是教化。礼教,是湖南宁乡人,可以理解成关于礼的教化。如此看来,1954年毕业于北京学哲学系,礼教又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攻击的地方。
但问题在于,曾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李泽厚主要从事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一个好词可以被污名化变成一个坏词,成名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独树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比如“专家”“公知”“自由”“儒雅随和”“仁义道德”等等。更何况,主要著作有《美的》、《美学史》、《批判哲学的批判》等。九十年代后,任何一个好东西都天然具有败坏的倾向,礼教原本固然好,但两千多年的沉积足以让它发生质的变化。
自1840年第一次战争爆发之后,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这段时期,的文人们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思考,也发出过许多振聋发聩的声音。本着不破不立的原则,当时的社会上曾一度掀起狂热的批孔运动,矛头直指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首当其冲的就是礼教。
鲁迅先生甚至还给礼教加了个头衔,说它是“吃人的礼教”。他的笔下有很多被礼教迫害的身影,其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祥林嫂。一篇文章,足以让身为后辈的我们对“礼教”闻风丧胆。可以说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就已经认定礼教那一套东西有害无利,早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入则孝,出则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见鬼去吧!
在这个西方“自由平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礼教显得格格不入。无人问津,也没有市场。但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并被众所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痛定思痛,不禁产生怀疑——礼教真就那么不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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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礼仪之邦”,自古以来我们便以此为傲,并鄙视周边的其他,比如东边的叫“夷”,西边的叫“戎”,南边的叫“蛮”,北边的叫“狄”。你不必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总之就一条,那就是野蛮,民智未开,不能算作文明。
直到今天,如果你在网上看见美国发生暴乱,或者日本人又在捕杀鲸鱼,或者某个越南主播又在生吃黄鳝,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这么野蛮,一点礼仪都没有?也说不出个究竟,但总感觉那些行为不对。
如果让你随便提问一个路人,问他什么是礼?他可能会一时语塞,答不上来。想了半天,估计也就是尊老爱幼、不说脏话、谦虚待人等等,再进一步可能会想到孝敬父母、勤俭节约、诚实守信之类。这些算礼吗?当然算,但离礼原本的样子还差得很远。
你会发现,即便对礼没有明确的概念,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礼教,但我们血液里面依然有着人固有的礼仪观。所以,礼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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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礼,又不得不回到孔子身上。孔子的一生如果要简单地概括起来,基本上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推行“仁”,二是恢复“礼”。
孔子所处的时代名叫东周,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臣可以弑君,子可以杀父,周天子管不住底下的诸侯,只能任由他们同室操戈。道德沦丧,纲常离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朋友为了利益可以随时出卖彼此,父子兄弟唯利是图,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荡然无存。一个字,乱。
面对此情此景,孔子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心坏了。既然坏了,那就要修补,就要教化,使之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那什么是以前的状态呢?孔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叫做“先王之治”,概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时期。就算不能恢复到理想社会,那么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恢复到西周,所以叫“恢复周礼”。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以和为贵的思想概就是来源于此。
今天一说到“和”,人们容易想到“和事老”“老好人”“搅屎棍”一类的词语,这也难怪。孔子也说,不能为了和谐而和谐,和谐也需要用礼加以节制。这正是其思想的宝贵之处,容后面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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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说的“礼”,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仪”“礼节”“礼貌”是有区别的。我们讲礼是因为客气,因为友好,这只是一种提倡,就好比现在经常听人说“讲礼是情分,不讲礼是本分”,变味儿了。而礼不一样,礼是具有强制约束性的。
礼的本质与法类似,都是以维护秩序、促进和谐为目的,说白了,就是要讲规矩。比如前面提到的“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其思想核心就两个字——规矩,或者说叫“安分守己”。
只不过最开初的礼只针对统治阶级,也就是所谓的士夫及以上的阶级。庶民是不配“以礼相待”的,庶民犯错就要受刑。当时社会还没有法的概念,所以礼就相当于当时的法。随着时代的推递,礼逐渐下移和泛化,庶民也开始接受礼教,这跟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世宋明时期不断发扬光有莫的关系。
正是因为礼的下移和泛化,导致礼的名目越来越多,上至祭天拜祖,中至红白喜事,下至穿衣吃饭甚至上茅房,都要受到礼的制约。最终,礼演变成了吞食人性的工具,使整个社会都笼罩在礼的黑暗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不能为了和谐而和谐。
礼教的破灭,是缺乏对礼教的节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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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必要重新重视礼教呢?
古人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放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似乎尤为贴切。阶级对立、性别对立、意识形态对立,“不安”似乎成了互联网的主旋律。
对于有些人而言,只要不犯法什么事都可以干,他们只认法律,至于道德礼仪之类,对他们来说毫无约束性。你敢说道德礼仪,那就是绑架,那就是圣母,那就是不让人活。他们追求的,是对人性的充分肯定和自由释放。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低,法律的底线越来越低、漏洞越来越多。尽管法律已经臃肿不堪,也不足以填补现有的漏洞,更别说什么前瞻性了。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没错,就跟礼教的演化方向如出一辙。
这种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找答案?如果有,那我们又该怎样面对新时代的礼教呢?这是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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