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您推荐一篇关于文化行业人士读书方的文章:文化行业人士的书桌:我的读书方 作为一名在文化行业工作多年的从业者,我对阅读和学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如何高效地学和提升自己,一直是我思考的重要课
我为什么要写人?(代序)
2017 年夏,既有对小女孩的爱怜,我到乐山市档案馆查阅史料,也有对人们朴实无华的行为的赞颂,第一次打开了嘉乐纸厂的档案卷宗,讴歌人与人之间的淳朴情感。《山果》初发表在《日报》,发现里面竟然有很多关于人的东西,后经全国各报刊转载,非常惊讶。量珍贵的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就在我的面前,又被央视名播李修平等主持人公益活动中朗读,甚至在小心翼翼地展开它们的时候,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学,好像人才刚刚离开不久,感动万千读者接力转发。《感动美绘本·山果》为该系列的绘本。作品获得作者独家授权,那些墨迹中还残留着他的气息。实际上就在那一刻,美院曹萌绘图,我就下定了决心来完成这件事,文图俱佳。《山果》2021年10月出版在豆瓣读书上获得9.1的评分审核:邹杰来源:豆瓣读书编辑:李京湄、何祖嘉、张辉为您精选●品味遵义 · 荐书 |《不如做只猫狗》●品味遵义 · 荐书 | 《特别可爱 特别痛快》●品味遵义 · 荐书 | 《人间滋味》,而这就是我写人的由来。
人从 1925 年起与友人共同创办嘉乐纸厂,并长期担任董事长一职,时间长达27年之久,这里就封存了最原始、最丰富的档案史料。但由于资料庞杂,加之文件年代久远,辨识和梳理工作量很,我必须花量时间泡在里面。后来我才知道,这批档案史料的命运颇为曲折,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嘉乐纸厂彻底破产后,从一个多年未开封的柜子里找到的,据说差点就卖给了收荒匠。而让我再度震惊的是,这些史料被发现后也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回音稀落,问者寥寥。
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次与历史的相遇。我当即放下手中的写作来专做此事,认为没有哪件事比之更重要、更迫切。我要感谢那个漫长的夏天,在无边无际的蝉鸣声中完成了人经营嘉乐纸厂期间的档案查阅,这无疑是一次独身前往的历史寻访,而《人往事:1925—1952》这书呈现的几乎就是那个夏天的全收获。
对于人先生的文学作品,我一直保持着敬意,毫无疑问,他是近现代最好的作家之一。但直到2014 年在菱窠参加了人诞辰 123 年的活动,也从未想到要与之发生任何关系,我坐在现场的一个角落里,就是个旁听者。但世间的事,多有难测之处,没有想到几年后我居然承担了这样一件工作,也许这就是因缘际会的神奇吧。
整理档案史料是个漫长的过程,前后竟达两年多时间。一件一件地看,辨校、抄写、归类,常常是弄得两眼昏花、头昏脑涨。虽然不胜其苦,但我也要感谢这个有些煎熬的过程,因为书中诸多的细节都是在其中发现的,人物和故事慢慢浮现了出来,我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陆续在寻找书中的相关人物,虽然他们都已过世,但从人、陈宛溪、舒新城、梁彬文、谢勖哉、杨新泉等后人和友朋处也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丰富和补证了不少史实。
等做完这些工作,才进入写作阶段,而时间又是一年。这中间经历了新冠疫情,足不出户的生活正好给了我安静的写作空间,由于前期的准备充分,写作过程比较顺利,洋洋三十余万字,一气呵成。当时商务印书馆丛晓眉女士来成都,正是金秋时节,临时起兴到菱窠参观。那天我们一直在聊天,漫步在小院中,记得是正好走到人塑像前,她突然对我说,这本书就交给我们来出吧。2021 年春节前,书稿顺利进入编辑流程,现在想来,又觉是种缘分。
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就在嘉乐纸厂这段。一是时间跨度长,二是对他的生活、创作影响深远,而这是之前的研究者们没有足够重视的。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量史料藏于深山,视野受到很的限。在过去,绝多数研究成果都是围绕作品文本来展开的,鲜有对特殊环境下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家与作品之间深层而细微关系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不仅相当重要,也非常有趣,而我做了一件从源头引出活水的工作。
《人往事:1925—1952》一书主要是以嘉乐纸厂的兴衰历史为线索,是基于扎实的一手史料来进行的非虚构写作,所以读者会发现人的这段经历与他笔下的人物故事的关联,甚至能在蛛丝马迹中找到印证。这也决定了本书是非传记似的文学性书写,是在量新鲜的史料中找到叙事逻辑,用史料本身来推动故事的讲述。而讲述选择了比较直白和节制的方式,这样的效果保留了历史的端穆,却未必能取悦读者,如果用电影来比喻,我认为它更像是质朴的纪录片,而非偏重渲染的文艺片,这也是我需要在此赘言二三的。
人一生颇为传奇,写作、经商、从政均有建树,这在同时期的作家中极为少见。他经商的时间最长,占据了人生的重要时光,而三者又密不可分,可谓是生路步步紧逼,命运暗中牵引。他的写作有两个黄金时段,一个是从法国归来不久的几年,即1925年到1927年之间,他的不少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就写于此;一个是1935年到 1937年之间,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两段加起来概在十年左右,也就是说,人真正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这十年中,而这两段又互为因果,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飞跃。如果要概括人的文学,讲这十年足矣,而这十年中间正好横亘着一个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的文学创作交汇到了一个点上,这是他的幸运。
然而,这书却更多讲到了人的遗憾。因为他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他曾有创作“十联络小说”的雄心,但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就被迫中断了;到 1952 年,嘉乐纸厂实行公私合营,他就去当了成都市副市长,就更没有时间和心境去从事文学写作了,这确是让人唏嘘的事。但他究竟没有忘记文学,仍然把文学当成其安身立命的依据,到了晚年,他还在酝酿一50万字的长篇小说。1961年11月5日,人在给林如稷的信中写道:“我老早就有一个愿望,打算在《》写完,准备写下一长篇。(现尚未定,到底循序而进,接着写袁氏叛国到五四前夕,此已暂取名为《急湍之下》的好呢,还是跳一步,写《天魔舞》,即从抗战紧急时候的后方的形形,直到成都解放前夕的好?)”这是人第一次提到《急湍之下》这书稿的写作计划,而此时他已七十高龄。
1962年8月1日,人再次提到了《急湍之下》。他在给舒新城的女儿舒泽淞的信中写道:“在将此三曲写完后,拟另起炉灶,写一反映民国二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代的东西,名字尚未拟定,暂时名之为《急湍之下》。到底拟写几本,亦未定。预计总不能少于五十万字也。”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月后人就去世了,写作此书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急湍之下》再也没有面世的机会。
显然,晚年的人还想让自己的文学生命得以延续,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完成自己的夙愿,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损失。在他的一生中,有量的时间用作了经商和从政,他的挚友魏时珍认为是耽误了不少时日,为之惋惜。“劼人精明强干,当世所稀,使其能稍自降抑,上下交孚,则其成就必远胜当时,此我所以深为劼人惜也。”(魏时珍《未料强悍身先死》)
未写出“不能少于五十万字”的《急湍之下》,也许是人最的遗憾。但是,这样的遗憾,非他自己所能左右,也非人所独有。纵有如椽巨笔,在时代转换之际,无论是名噪一时,还是泯没于尘,或是悄悄藏在床底,重现于今世,作品的命运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人是否真的如魏时珍所说的在人生选择上稍有退让就一定有更的文学成就呢?
那么,这本书或许就是一种解答,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遗憾”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发生的,让人们看到一个更为真实的人。这些年中,关于人在文学史上被严重遮蔽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远离文化中心,惯用方言写作,人物的非主流,自然主义色彩重……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传播不畅的原因,在长期受苏联创作模式影响下的文学评价体系中,它们永远都是另类,不会受到重视。而现在的人们逐渐发现,其作品流淌着现代文学的优秀基因,是比较早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写作,他应有盛誉远在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之上。舒新城当年曾说他的小说“为民国以来第一佳著”,也许就看到了这点,如果真要重写文学史,人的“被发现”几乎是必然的。
但《人往事:1925—1952》一书并没有讨论这些话题,也非本书所重,接下来的事情应该交给专家学者们去做更深入的探讨。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寻找人先生笔下遗失的故事,以及那些早已沉睡的人物,因为我相信这本书在使用新史料的丰富性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人研究将不无助益。所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乐山市档案馆的力支持,才促成了散落的人物和故事的重聚。
我曾想,如果人按他所愿完成了“十联络小说”,他一定是最的小说家,而其中的一必定会写到嘉乐纸厂这段,对于栖身工商业多年的他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题材,也是他人生无法绕过的漫长时光。但这个设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了,在时隔近 60年之后,特别是在他诞辰 130 之际,用这本书来人先生,却多少是个弥补。当然,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我们只不过多了一份岁月的苍凉而已。
龚静染
2021 年 5 月 9 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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