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篇关于"沉浸式阅读:增进文化视野的关键"的 800 字左右的文章:沉浸式阅读:增进文化视野的关键在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让人感觉难以静下心来阅读。然而,沉浸式阅读却是拓展文化视野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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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我唯一的嗜好
文/王学泰
有人曾问你这嗜好是怎么养成的?读书有什么目的?我答不出,可以从中得到思路和参考书。培生教育集团经典畅销原版+商务印书馆权威译本3板块、18个章节、52个知识框、158幅插图、1238本参考书目、1336条注释前言提要、章前概述、章后总结、章末提问、拓展阅读、术语表、注释、参考文献一、文化人类学是什么?随着项飙老师的“走红”,因为的确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应人写自己的读书经历时,近几年人类学从学者案头走入众视野。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文化人类学?人类学可以分为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分支,又遇到这个问题。我想,文化人类学又可以分为考古学、语言学和学分支,这约与自己开智识的时候家贫有关系吧!许多爱好的养成是需要钱的。例如喜欢音乐,与这四个分支交叉的是应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充满好奇心的学问,最起码是要有钱买件乐器经常操练;好武也要有钱拜师学艺。唯有读书,对所有历史时期、所有地方的人感兴趣,找来一本书看就可以了。有钱,从生活在数百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到当下的人类,固然可以买;没钱,从世界上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到繁华的国际都会。图为一个由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工程师和农业专家组成的跨学科团队,也可以借,正在与塞内加尔的村民们交谈。图为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肯尼亚的凯瑟里与四位肯尼亚研究助理一起工作二、这本书讲了什么?恩贝尔夫妇是文化人类学家中的佼佼者。妻子卡罗尔·恩贝尔是哈佛学人类学博士,而且,跟随约翰·怀廷和比阿特丽斯·怀廷学人类学。丈夫梅尔文·恩贝尔是耶鲁学人类学博士,借来的书往往读得更认真。
近一二十年“气功热”,跟随乔治·彼得·默多克学人类学。他们分别在肯尼亚卢奥人、美属萨摩亚人中开展田野研究,气功师们的口头禅是“富学武,穷学文”,他们把气功是列在“武”的范围之内的,这样说的目的是找信徒们要钱(虽然,各种气功门派都把“德”作为练好气功的“首要条件”),但是他们也承认没有钱的人可以去读书。因为穷,又有些精力,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一卷书在手,可以反复读,躺着读,坐着读,甚至上厕所时读,都无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爱好,甚至成为了嗜好、癖好。读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烦恼和痛苦,因为什么事情一成“癖”,往往是苦多于乐的,因此,苏轼也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对于我来说,烦恼的来源约有:
其一,因为读书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和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烦恼的根源。古代哲人有云“巧者劳而智者忧”,虽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但是许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北京人讽刺那些遇事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说“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块病”,也就是说多知多懂没有什么好处。家嘲笑“忧天倾”的“杞人”一定不是“鼓腹而嬉”“一枕黑甜”之徒,然而,那种饥而食、困则眠不是许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吗?
其二,我们的有那么多年不让读书的历史(当然,担负着教化众生之权的人们什么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是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要“多读书,读好书”,那种对读书的限制和扫荡是通过对“好书”的定义和种种政策表现出来的),现在年轻人对这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
这约与有烟瘾的人没有烟抽一样,困难时期,有些瘾君子甚至卷茶叶抽,问起他们,有人说没有烟抽的痛苦更甚于没饭吃(那时也是没有饭吃的时期)。对于我这个爱书人来说,没书与没饭的痛苦是相去无几的。困境中,实在没书看时,棋谱、教科书、文件汇编我都用以“遮目”过,好歹消磨一些时日。那个时期的更的痛苦是因为看书而犯忌,经常会招来不虞之灾。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也是人生乐事。
写这种文章的约是个浪漫的人,他只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没有享受过“读禁书”带来的泪和血。清代乾隆年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为私藏和阅读明朝野史,父子两人皆被处死;民国期间湖南某因为读郭沫若的《落叶》而被毙;“文化”中有人因为传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历史真实总是与“诗”有很差别的。如果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人们有类似的经历就绝不会感到它富于诗意了。况且,“”之中,当时的“左派”不是向其管辖的平民百姓宣布禁止什么书籍,而是只些什么书,如毛著、马列、鲁迅,后来还有一些由三结合班子(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文字的三结合)写的无产阶级的“小说”(如《虹南战斗史》一类)。
个人作品许可看的只有浩然的《金光道》、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等。其他一概在严禁之列,统统被送进了造纸厂。劫后侥幸留存下来的书籍好像隐藏下来的反分子,到处被通缉,不敢出来随便见人,除非是至爱亲朋才有可能互相串换一阅。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只是在“”初中期存在,垮台以后略有好转。
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发展到敌视文化、敌视书籍——闻读书则掩耳而走绝非一年两年之功。1957年反右以后,在青年学生中展开了“红专”辩论,在学术领域中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并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而此时我正上高中,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时期,对许多领域的知识都有兴趣,很爱读书,此时就被列为“白专”,不时地会得到同学的“帮助”和批判。对于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待遇给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可以想见。因此,在那个时期读书给我带来愉悦的同时也是伴有许多痛苦的。
当然,不能说读书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上面说了许多读书带来的烦恼,然而我还是不能放弃读书,就是其中的乐趣远远于烦恼。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老先生所云,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特别是三中以后,可以把这些“会意”写成文字发表出去与家共享,这更是无比快乐的事。又如,《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批评,许多内容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使我这个爱杜者特别气愤,可是我当时没有发表文章的资格(即使有这个资格,也不许批评某权威对杜甫的丑诋,因为有个最权威的理由:“毛不喜欢杜甫”)。新时期以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读书》1980年第3期上,就是批评《李白与杜甫》的,郁积了多少年的不平,才得以发摅,其快可以想见。
另外,心仪已久之书,突然在书店或者图书馆发现,并得以买到或借到也是极其快意之事。真如辛稼轩词中所说:“众里寻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快事是量的,经常发生的。“”时买到《钱注杜诗》、《仇注杜诗》;对八股文有兴趣时买到了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和商衍鎏之《清代科举叙录》;研究秘密会社时买到了李子峰的《海底》、日人平山周的《秘密会社史》;读到杨宪益的名句“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又得到先生赠送的《银翘集》,这些都是其快难与外人言的。
还有一个意外的快事,这就是我的研究课题《游民文化与社会》得到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拿到两万元的研究经费。这笔经费不许买电脑、照相机等高档用品,唯有对买书没有限制,于是,我几乎把它们全交给了书店。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购书的乐趣。过去买书虽然也有乐趣,但是毕竟因为收入少,每当看到自己满意而又价格不菲的书都要不自觉地摸一摸钱包,有时书太贵了,又遇到非常想买的书,此时便不免踌躇再三。陶渊明有诗云“贫富长交战”,对于我来说则是对所爱书的渴望与囊中羞涩的交战,这种“交战”的心态,充斥于整个的购书过程中。
而有了这笔基金之后,除买了一些头的工具书如《汉语词典》、《佩文乐府》外,还是买了不少我所喜欢的书的。例如《点石斋漫画集》,对我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价格昂贵,可以不买。可是我又十分喜欢这书,这次有了基金就买了一。这便是买书之乐。然而,书多了又生出了一种过去不曾想到的苦恼,那就是居室狭小,有了书,没有地方存放。自己有的书,需要时却难寻芳踪,还要到图书馆去借,这也是过去不能想象的。
(以上摘自《坎坷半生唯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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