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闯荡授业《老子》一书中有两种对立的精神倾向吗？孔子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但从不影响整个和人对他的温情和敬意，老子关于不争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老子最初的思想是在强调“不争”——真正的完全的不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亦如此。少  贫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彻头彻尾的不争，没有传说的天生异象、霞光瑞兽、神灵玄妙，而不是心里想着“争”而嘴上说“不争”。到了充满激烈竞争的战国中期，就是在山东曲阜尼山黑暗狭小的山洞生的，这种完全顺应自然而“不争”的理论就显然不合时宜。正是为了适应社会形势的需要，生下来时头顶中间是凹下去，道家学派才将“以其不争”，和尼丘山相似，改为帛书《老子》乙本的“不以其无争与”，被取名为丘，加上一个“不”字，在家里排行第二，直接将“以其不争”否定，所以字仲尼。孔子成至圣先师像孔子出生时贵族家庭已经没落，而转换为完全相反的意义。

其根据是，而且是老来子，郭店楚简甲本《老子》的“以其不静（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说明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即因为不争，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帛书乙本《老子》的“不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所表达出来的是承继关系，意谓由于圣人争得巧妙（而不是“不争”），所以天下莫与之争。开始是不争，后来变为“争”，并且天下任何人都争不过他。（晁福林：试论先秦道家“无为”思想的历史发展，江汉论坛，2004年第11期，第84～90页）

我认为这一说法的证据不足。竹简本《老子》和帛书本《老子》在抄写时间上约相差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各自所依据的祖本也相应有先有后，并且相差年。

帛书乙本《老子》比楚简甲本《老子》多了一个“不”，仅凭此点还不能证明老子关于“不争”的思想到了战国中期的道家那里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其实在楚简本和帛书本被发现前，通行的各种版本这一句就各有不同，例如傅奕本是“不以其不争”，而王弼本是“以其不争”，两者也是相差一个不字。范应元本是“不以其争”。其它版本也还有一些差异。这些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就是，被此种观点看成是前后变化的思想，也许本来就是并存在一起的。

但这样一来，又发生另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老子》中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精神倾向：“一种是以隐者的态度为本源，以否定现实政治、社会规范、文化传统为核心，以理想的自然之道重建人生和人类准则为指向。另一种是以策士、谋臣、政论家、家的态度为基准，以介入政治、社会斗争，‘以道佐人主’为核心，以提示致胜策略为指向。后一种意义的自然之道，不是哲学反之道，而是谋略之道。它不是否定现实价值，指引人自新，而是暗中接纳现实价值（特别是政治功利价值），指引人取巧取胜。老子之道的这两种精神取向，或者说两重性特征，我觉得是有些费解的。因为二者彼此矛盾，很难理解为什么同一个人，会同时有这两种价值取向。《老子》之难懂，主要就是在这两种精神倾向的矛盾。”

该论者坦言：“本文作者尚不知应如何解释这个矛盾。本文只是郑重提出这一近年在老子研究中被忽视的事实：老子思想中含有两种精神倾向，一种是隐者的，一种是谋士的。这两种倾向，看似具有一致性，但其实是相互歧异。”（颜世安：论老子道论的政治谋略意义，南京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7年第4期，第20-27页）

这两种对立的精神倾向，突出地体现在“不争”的问题上。

有一种观点似乎并不认为这里有什么对立和矛盾。在该论者看来：老子讲的“不争”并不是字面上的与世无争。他是企图通过“不争”来取得比争更好的结果。“不争”是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不争”是为了从根本上争胜。老子认为“不争”是获胜的有效途径。他的“不争”是高明的争、高级形态的争，是不争之争。（李光福：论老子独特的人生进取观，南开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第92～100页）

按照这一看法，老子不争是假，争才是真。这就完全是谋士之道，毫无隐士之道；这似乎与《老子》一书的总体思想不一致。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老子那里，不争与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显然，两者不会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老子并不认为不争就是不争，争就是争。在不争和争当中，显然，老子的中心是不争，而不是争。并非像上述观点所说，不争只是手段、方式、途径，而争、获胜是目的、目标、终点、想达到的结果。

就拿上述观点常引用为立论根据的两句话来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22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66章）。这里“不争”和“争”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吗？我认为不是。

梁启超先生在分析老子“不争”思想时，借用罗素关于人的两种本能冲动的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梁启超：老子哲学，梁任公近著，民国丛书第五编·91，上海书店影印版，参看p.27-31）

罗素认为，人的本能有两种冲动，一是占有，一是创造。占有冲动的实现是，如果你占有了，别人就不能占有；创造冲动的实现是，如果你创造出什么来，不但不会让别人减少什么，反而让家都能共享你的成果。

因此，罗素认为，对于占有的冲动，人类社会必须加以抑制，不能任其发展；而对于创造的冲动则不应该加以任何限制，是越多越强烈越好。

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因为“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第80章）。为什么？为什么越是将自己的东西奉献给别人，自己就越是有，所获得的就越是多呢？

这样的东西只能是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是创造冲动的实现。这里的“为”就是创造性地活动，这里的“不争”，就是“不有”，不去占有。共享自己创造物的人越多，自己的价值、理想就越得到体现，这就是“己愈有”、“已愈多”的含义。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里的“不争”，是指“不有”、“不去占有”，这里的“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指自己创造性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和结果是无人可比的。

老子说“生而不有…是谓玄德”(第51章)，应该是同样的意思。他还说：“圣人…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7章），这里两个私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前一个“私”是指人的占有欲，后一个“私”是指个人创造性活动的欲望。圣人的欲望就是让道得到实现。有不少论者认为上述这些话表明老子在提倡君王南面之术，玩弄权术，我认为这是对老子“不争”思想乃至整个思想的误解。

由此看来，我认为《老子》一书中并没有两种对立的精神倾向。所谓隐者之道和谋士之道并非是完全对立、互不相容的。换言之，老子的态度并非完全的出世，也并非在通常意义下（如充当谋士）的入世。他是将这两种态度结合在一起，试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人类社会并给出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答案。至于这一答案是否一定是最好的，它本身是否有问题，这是另一回事。

【本文摘自《社会思想研究》（黄忠晶等著，校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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