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福送到家王阳明《大学问》创作的文化背景研究年味枣

璞瑅学宫

在阳明著作中，街道上也放着喜庆的音乐，《学问》同《传录》一样，这是属于新年的仪式感。年味枣庄|新春写春联，都是研究阳明心学的重要素材，把“福”送到家在众多新年仪式感当中，《学问》是阳明五十六岁时将征思、田时所授，“贴春联”算得上是“新年一哥”了，可谓是阳明晚年之教，红纸黑字造就的春联，被阳明后学誉为“师门之教典”。

《学问》是王阳明研究古本《学》并对朱子《学》的解读作了批判之后的结合。《学》一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不仅代表着新年的开始，在唐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南宋，也代表着家对新一年美好的祝愿。春联，二程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又称“春贴”“门对”“对联”，且朱子重新作了编排整理后，是过年时所贴的红色喜庆元素“年红”中一个种类。它以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将它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

从此《学》成为宋代以后历代读书人必读的经典，抒发美好愿望，朱子对《学》所作的解释也因此而成为历代所公认的权威经典，及至明中叶，王阳明心学成为明代儒学的主流。王阳明由早年信奉朱子之说转而怀疑并批判朱子之说，因而才有《学问》一文的创作。

王阳明《学问》的创作，它构成了继朱子之后解释古本《学》的另一经典范本，在阳明心学体系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学问》一文它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思想，是研究心学和理学分歧的重要素材。

宋明理学的发展

宋明理学也称宋明道学，它是从北宋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开始，后经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逐渐发展及演化形成的三种学派：即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

在这三派当中，理学和心学影响最，所以自心学形成后，有“范围朱陆而进退之”的说法，这基本上成为宋明儒学家共同的为学路向。[1]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其最终归本于孔孟儒家的心性之学。心学发展的演变史，在《象山文集序》中，王阳明认为，它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尧舜禹时期，即心学之源头。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学即心学，它最终可追溯到尧、舜、禹时。在书中，他说：“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2]（《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45页）

第二阶段，尧舜禹时期至孔孟时。王阳明认为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后受到墨子、告子学说的影响，心学坏。阳明云：“迨于孟子之时，墨氏之言仁至于摩顶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内义外之说，心学坏”。（同上）

第三阶段，从孔孟之后直到宋代。当时周敦颐、二程开始追寻‘孔颜之宗，精一之传已开始萌发其端倪，王阳明说：“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颜之宗，而有‘无极而太极，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同上）

第四阶段，即心学发展到陆象山时，已基本成熟定型。王阳明在书中谈到：“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孔孟之传”。（同上）

心学发展到明代时，王阳明承接陆九渊之路，成为心学集成者。《阳明先生集要》前言分这样描述阳明心学当时的发展情景：“自南宋理宗钦定程朱理学为官方的指导思想以后，经元至明，朱熹的地位愈加抬高，其说成为神圣之教条，‘此一述朱耳，彼一述朱耳成为学术界普遍之现象。直到明中叶，王阳明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提出‘致良知说，使理学中心学的一派取得完成的形态，盛行一时，采打破了程朱理学独尊的面”。[3]

《学问》一篇的创作，它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王阳明所处的约在明朝中叶（1472——1529）。《学问》是在王阳明五十六岁时将征思、田时所授，次年十一月，他便卒于返旆途中，所以《学问》应该算是他的最后之教。钱德洪说：

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學问》，德洪受而录之。（《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967页）

作为‘师门之教典，《学问》创作于王阳明思想的晚年时期。对于王阳明一生的思想，钱德洪总结为“为学三变”和“为教三变”。在《刻文录叙说》中，他说：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574页）

王阳明创作《学问》应该是他领悟了圣贤之旨和专提致良知后这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王阳明思想境界可谓是达到了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得境界，因而成书于这一时段的《学问》很好地反映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这为我们了解王阳明思想提供了很好地素材。

《学》对于重构整个宋明理学的重要地位

首先，《学》是儒家很重要的一著作，《学问》正是王阳明对这一著作的诠释。《学》被宋儒推为儒学系统的纲领性作品，朱子认为其基本思想是曾子传述的孔子之言，对这些基本思想的发挥则是曾子及其门人。[4]它与《中庸》、《孟子》、《论语》合称“四书”。

《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在唐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至唐代，韩愈等人引用《学》，其开始为人们所注目。及至南宋，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编次章句，朱子对其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题为《学章句》，然后又将《学》、《中庸》、《孟子》、《论语》合编注释，合称‘四书。

从此，《学》成为历代读书人必诵的经典，及至南宋宁宗、理宗朝，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被陆续指定为官方教材，到元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朱子《四书》成为科举取士之标准，其影响所及，从太学到地方官学、私学、课堂讲诵、师徒授受皆奉之为圭臬。[5]当然这仅仅是从《学》成为经典的时间顺序上说。

其次，从思想内容上，《学》之所以成为儒家重要经典，有其重要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渊源的。其一，《学》作为儒学系统纲领性的作品，它为维系整个儒学道统的传承提供了一个中间媒介的作用，充当了一个纽带环节，为整个儒学道统的传承，提供了一个中心思路，因而《学》成为历代儒家所奉认的经典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学》它系统地解决了“人如何为学”这么一个重要问题;《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思想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教化民众，提供了理论凭据，为当时统治者教化民众，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于学者修己治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朱子在《学章句序》中说：

学之书，古之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6]（《四书章句集注》上册，第3页。）

其三，《学》作为儒学系统纲领性的作品，为对抗佛道提供了坚实的堡垒。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受到很多学者甚至是帝王的推崇，因此儒学地位受到了极的挑战。而道家在战国时期就与儒家相互争执，互相批评，汉朝道教形成后，儒佛道三家各执一端，相互排斥，相互抨击。于是，一些儒学者们开始寻求回应佛道挑战的方法。及至唐代，佛道更加盛行，因此崇信儒学的韩愈提出了“儒学道统以抗衡佛老”，他说：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7]（韩愈《原道》）

韩愈提出道统以对抗佛道，他发现《学》中的内容格、致、诚、正、修等内圣与齐、治、平外王方面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而佛道所关心的仅在内修方面，而无外王这一块，儒家所关心的不仅有内修，还有外王，这样儒学就足以拒斥佛老，于是韩愈将《学》推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

后朱子将其收编入《四书》，并将其列为《四书》之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能融合贯通内外之说，足以拒斥佛老。后学儒家基本上都是按照韩愈所开创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的。

《学问》成文

朱子在对《学》作了重新编排整理之后，于是《学》成为了儒家必诵的经典。王阳明崇信儒学，他早年对朱子《学》的解释也是深信不疑的，并且躬身实践，《年谱》记载早年时期的王阳明。

孝宗弘治二年乙酉，先生十八岁，寓江西。是年先生始慕圣学。先生以诸夫人归，舟至广信谒娄一斋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岁，在越。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皆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不得，遂遇疾”。（《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3页）

可见，早年的王阳明非常信奉朱子之学的，并躬身实践，但未得圣人之学。后来王阳明思想开始转变，逐步放弃了朱子之学，《年谱》记载：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岁，寓京师。一日读惠翁上宋光宗书，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浹，然物理吾心终判为二。（《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4页）

可见，王阳明思想已经开始由信奉朱子之学发生转变进而放弃朱子之学。及至王阳明三十七岁时，被贬到贵州龙场，并在龙场悟道，由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认识到圣人之理全在个人，而不在于外在事物。所以王阳明彻底放弃朱子之学，转而回归内心，从个人心性之上去求圣人之理，《年谱》记载了当时王阳明在龙场驿站时的情景：

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從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8页）

这表明以龙场悟道为界线，王阳明已经彻底放弃朱子之学，转向心学发展。而对于儒家重要经典《学》的诠解，阳明最终亦由亲身践履的功夫中得到了内在心性的印证，完成了功夫的内在转换，彻底抛弃了朱子对于《学》的解释，而在之后的躬身实践中，阳明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学》独特的见解，而《学问》正是阳明研究《学》思想的成型之作。

所以综上所述，王阳明《学问》的创作，它不是悬空臆想的，也不是对朱子盲目的批判，而是王阳明通过自己的躬身实践之后，发现权威的朱子之学是错误的因而给予《学》另一番的解读，它是王阳明亲身实践体悟出来的。

《学问》原文

问曰：“《学》者，昔儒以为人之学矣。敢问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乎？”

阳明子答曰：“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

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 ’。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

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参考文献

[1]冯达文，郭齐勇.新编哲学史[M].下册，北京：出版社，2004.85.

[2]王守仁撰，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45.

[3]王守仁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M].上册，王晓昕等点校，北京：书出版，2008.1.

[4]郭齐勇.古典哲学名著选读[M].北京：出版社，2005.313.

[5]朱汉民，肖永明.宋代〈四书〉学与理学[M].北京：书，2009.3.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金良年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4.

[7]郭齐勇.古典哲学名著选读[M].北京：出版社，2005.460、463.

作者简介：王海（1990-），男，贵州织金人，黔西南州委校科研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哲学与文化。

胡林蔓（1989-）女，侗族，湖南会同人，黔西南州委校史建教研讲师，研究方向：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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