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莲释字记文汇学人｜马丁·杰：思想史能够保存哲学上的“濒危物种”湖南日

我始终认同葛兰西的观点，常人已不知有王学胜者也，他说，老莲声名遐迩。今时尚网络交友，每个人都潜在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又好以谐音会意，只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熟知者又知其微信名谓“壶画莲篇”。壶画者，只有分人承担了知识分子的功能。也就是说，即以紫砂陶瓷茶壶为体行绘事也；莲篇者，每个人都有能力进行反思性思考，乃以菩提净界佛道禅修为文者也。老莲喜游，每个人都有为其信仰辩护的权利，钟情潇湘，都有让别人倾听他的尊严。正如哈贝马斯曾经说的，每遇冬寒，在启蒙的过程中，常南下长沙，我们都是参与者；在教室之外，客居洗心禅寺，就没有人再是教授或学生，没有人再是成人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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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马丁·杰及其著作《辩证的想象》中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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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拓性的思想史作品《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中文版《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出版社1986）之后，马丁·杰（Martin E. Jay）逐渐将研究重点从批判理论转向视觉文化，“从德国转向法国”。为什么呢？“从根本上来说，我是知识上的狐狸而不是刺猬，对许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不相关的问题感兴趣。”

不过，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和他早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有着内在联系。“像《低垂的双眼》（1993）这本书的缘起就很多样。我想要理清当代法国哲学理论里那团有创造性的乱麻——这些年来美国这边很受其影响。它也源自我早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的研究。我注意到，总体性概念的批评者中，有些人非常怀疑‘上帝般的视野’，也就是从上往下俯瞰的全知全能的视野，而欣赏一种与世界更切近、沉浸于其中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我们语言中的视觉隐喻，以及实际上的视觉经验，都是有政治意涵的。这就引导我去探索，在我的《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1984）这本书所涉之外的思想家，如电影理论家和女性主义思想家们对视觉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主导性作何见解。”

马丁·杰最近的研究是探索在当代思想中唯名论倾向的持续影响——唯名论是一个始于14世纪的哲学、神动，认为人们赋予个别事物的共相名称只是为了更好地与这个不那么拥有内在理性的世界相处。“例如探讨‘事件’（event）这一历史性概念，其不可被化简为任何宏原则、任何连贯叙述，甚至也不能交由其历史语境来决定。我对‘音乐唯名论’也很感兴趣，这在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图像唯名论’——这个词最早是杜尚发明的，很适用于摄影。我选择了相似的文学术语‘魔幻现实主义’来论证说，有一种‘魔幻唯名论’来帮助摄影把这个世界重新神秘化。”

今年春天，马丁·杰有一本主题为帝国主义与视觉性的交叠的合编文集将会出版。另外，他还有一本写作中的书，叫作《黯淡之后》——借用霍克海默《理性的黯淡》（1947）的书名。这本书聚焦哈贝马斯试图发展一个可行的沟通理性概念的努力，叙写近年来批判理论中理性的命运。“所以你看到吧，我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还是那么感兴趣。”

马丁·杰1971年获哈佛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正是后来出版的《辩证的想象》。写作论文期间，他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成员都建立起通信和友谊。这本著作迄今已被译成12国语言，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由此被介绍给了国际公众。近日，马丁·杰教授做客华东师范学思勉人文讲座，解读“新自由主义想象与理性空间”，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法兰克福学派并不是死守衰落的正统，而是随着时代而发展

文汇报：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哪些主要流派？现在，它是否仍是一个活跃的理论潮流？

马丁·杰：如果说是作为一场条理清晰、不断发展的知识运动和政治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历史现象了。它不再拥有1970和1980年代时候那样的创新动力，不再能产生新的想法，并启发人们去行动。像葛兰西、卢卡奇、萨特这样的人物，在学生和其他年轻人中已经不像当年那么重要了。

尽管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还是作为一股积极活跃的力量留存下来，这是因为它始终与时俱进。法兰克福学派至今已形成三代，每一代都有各自的关切和方法。在第一代之后，也即最著名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退出舞台之后，哈贝马斯和韦尔默等同道一起，发展了他自己的批判理论。在最新一代的批判理论家中，还有很多有才华、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如德国的阿克塞尔·霍耐特，马丁·泽尔和克里斯托弗·门克，以及美国的塞拉·本哈比，南希·弗雷泽，托马斯·麦卡锡，苏珊·巴克-摩斯，罗伯特·于洛-肯拓等。所以，批判理论并不是死守衰落的正统，而是随着时代而发展。此外，许多早年的文本，尤其是阿多诺和本雅明的文本，至今仍激发出新的回应。

批判理论的另优势在于，它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内的流派。从一开始，它就对外的潮流所，无论是精神分析、道德哲学、语言学理论还是系统理论等等。它并不抵制所谓“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渗透，也从来没有假设说，单凭一种主义就能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因此，它能够以一种创造性的，而不完全是防御性的方式，来应对此后一系列知识潮流如后结构主义的挑战。

文汇报：具体有哪些挑战？

马丁·杰：最的挑战是1970年代后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后福特主义的积累、全球化（包括地方无法应对环境问题）、信息以及福利走向瓦解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此外，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导致了人们重新强调民主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议题，在世界显得越来越依赖于一种过时的威权体制时，这种强调变得尤为迫切。我们能否避免那种单一模式的民主，即那种假设世界最好是单一的而不是多样的民主？我们能否避免重蹈覆辙，而是超越毁灭性的启蒙辩证法，走向哈贝马斯所说的“进化学”的过程，让容易犯错的人类努力现实地应对这些挑战？虽然人们对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愤怒在许多情况下确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但我们仍然不太看好总体主义的乌托邦式解决方案。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项遗产就是，对于那些已经实现的，承认有必要保留，而不是总是跳进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世界许多地方都有支持法治、支持积极参与政治的全民平等的公民权和人权的传统，也就是说，这些价值不能被降格为仅仅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

另一种主要的学过程更具性，是对西方之外的思想和实践的。例如，美国哲学家托马斯·麦卡锡，哈贝马斯著述最重要的阐释者和译者，最近出版了一新书《种族，帝国和人类发展的理念》，用有别于早前批判理论家的方式探讨帝国主义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也有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已经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提出了生动的批判性的评价，指出其盲点，也延伸其见解。

文汇报：您的《辩证的想象》描绘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创造力的时期。1950年代以后，则是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时期。现在，法兰克福学派还有影响力吗？

马丁·杰：我写这本书是40多年前了，那时候马尔库塞是美国最重要的左派理论家，但这些年后，他的影响力急剧衰落。现在他的很多著作看起来都有些肤浅、过时了，不再能激起学生们的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本雅明和阿多诺始终具有巨的影响力。特别是阿多诺，在过去的15-20年中，不仅在哲学、社会学，也在音乐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等领域被人们所重视。哈贝马斯在许多方面都被视为阿多诺以及批判理论传统的替代者，他在政治理论、法理学甚至历史学中都有很的影响力，他的“公共领域”概念刺激着人们进一步研究。霍克海默，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被遮盖了光芒、被遗忘，但我的一位学生约翰·阿布罗麦特最近新出版了一霍克海默早年生涯的长篇传记，相信一定会激起人们新的兴趣。社会研究所历史上的其他人物，像弗朗茨·诺依曼，他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现在也有一定影响，但现在阿多诺无疑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近年来的阿多诺热：他匿名出版的最后著作《美学理论》，首次译成英语是1984年，但这个译本不是很好。罗伯特·于洛-肯拓写了一篇长文来批评，甚至导致后来德国出版方撤回了版权。15年后，他自己出版了一个新译本，在英语知识界获得巨影响力。随后，阿多诺的其他著作如《启蒙辩证法》和《新音乐的哲学》也很快被重译。这么难的学术文本这么快就被重译是非常少见的，这也证明了阿多诺的国际影响力。

思想具有历史属性，而非永恒不变

文汇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研究的对象在很程度上都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思想和往来。思想史的写作和其他历史的写作有什么最的不同？

马丁·杰：思想史当然也有很多种，这一领域现在正经历着非常活跃的复兴。体说来，思想史有三项主要的任务。一是要认识到，思想是具有历史属性的，而非永恒不变的，我们总是应该在其得以出现、被接受和传播的环境条件里去理解这些思想。因为，思想很可能被创造性地误读或与其他思想混合起来，其来龙去脉因此也不可能还原成首创者的本来意图。所以，思想史的首要前提就是，思想始终是在以未期的方式，收集着新的、有时甚至是相对的意涵和功能，随着时间不断发展。

第二，思想史学家们有责任成为那些不再能代表其领域前沿的过时思想的贮存库。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在我刚开始研究其历史的1960年代，美国的哲学系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对黑格尔左派代表的思想传统感兴趣。在那时候，分析哲学是主流。今天，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思想史让人们在时代变化后有了重新发现这些思想的可能。或者说，思想史能够保存哲学上的“濒危物种”，希望有朝一日它们还能在“野外”生存下来。以心理分析为例，在当代的心理学系，已经没有人研究弗洛伊德了，但他仍然是思想史学家们无尽想象的来源。思想史学家们让他的性洞见被牢记，也毫不掩饰地暴露其视野的历史性缺陷。

思想史的第三项任务，可能应该说是理性地重建我们现在的位置，为当代思想回溯其形成的谱系。这里的目标并不只是重新唤起我们对未定的过去、对随之而来的性的感受，这对于任何历史叙述来说都是重要目标，而是给予当前一种叙述的连贯性——当前是一个包含一系列问题和答案的有意义过程的顶点。即便现在看来，过去的某个答案是“错误”的，但其作为连贯历史过程的一步，也是值得深思的，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的问题。

文汇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左派运动，是否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归作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马丁·杰：美国的新左派有许多不同来源，有些是和国际新左派运动共享的，有些是我们历史上独有的——这分绝多数都是非理论的，因此我不想夸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性。当然，马尔库塞，当时仍在美国，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包括其对性满足的压抑——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对“单向度”思想和文化的分析，获得了许多学生的认同。这让他们，也让那些并没有真正遭受明显的物质剥夺或社会不公正的人相信，他们也和少数族裔、被剥削工人一样，受到了压迫。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则不那么知名，很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必须等到1970年代才被翻译成英语。不过，许多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保罗·古德曼，詹姆士·鲍德温，C.赖特·米尔斯，诺曼·布朗，诺姆·乔姆斯基，霍华德·津恩等等，都对美国在世界的作用，以及那些阻碍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和公正的理想世界的持续问题，做出批判。反文化英雄如诗人艾伦·金斯堡和民谣音乐家琼·贝兹和鲍勃·迪伦也在动员人们反对传统中产阶级文化和冷战政治态度上有非常的影响。

但是，无论理论家或文化偶像的重要性如何，新左派都是在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征募年轻人去打仗，以及抗议公民权利议题等进程中形成的，这是其最重要的来源。代际间的对立不仅因为对待性、和摇滚的不同态度而加重，也因为年轻人愤怒于被无情的长辈送去战场而加重。

如果法兰克福学派真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让知识分子和学生表达出，看似让被娱者自由选择的流行文化实际上是被上层操控的“文化工业”，以获利并压制真正的异见。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一套语汇，对商品文化提供的肤浅易逝的快乐、及其对痛苦的麻痹提出挑战。

同一时段在英国，理论的重点是不同的。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有更多追随者，而流亡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在英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历史，它不那么知名，即便一些人将本雅明解读为激进文化政治的资源，如特里·伊格尔顿。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杂志是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主编的《新左派评论》，其编者、作者都对哲学更感兴趣，政治上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而这些在美国都是非主流的。在英国也有强有力的本土传统，来自F.R.利维斯以及围绕着《细读》杂志的文学评论圈子，颂扬本地的工人阶级传统，试图将之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如雷蒙·威廉斯在其开拓性的研究《文化与社会》中所探索的一样。在英国，批判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哲学家吉莲·罗斯，可惜英年早逝。

此外，在英国，也有一个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E.P.汤普森，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等。这是美国所没有的。这种传统更强调工人斗争，以坚称，工人们，如马克思所说，是历史的主体。

文汇报：1990年代后，商品经济潮席卷而来，众文化开始兴起，之后的全球化更加剧了文化的众生产。许多人在这时引用“旅行”来的批判理论作为他们的话语资源——当然也还有许多其他话语在与之竞争，批判这种一切商品化的倾向。这种“杂交”，或创造性的误读，是您所乐意看到的是吗？

马丁·杰：我希望的接受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这些思想已经做了很多旅行——从德国到美国再回到德国——现在来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它们总是被本地的知识传统、被研究者各自的不同经历所修正。一系列新的意涵被创造，新的问题被回答，之前未被发掘的软肋被暴露并处理。萨义德所说的“旅行的理论”是永远不能回家的，或至少如果没有经历急剧变革是不能回家的。所以，我希望也期待的是，的接受将是这一传统极具创造力的发展的一个新篇章，能够让欧洲和美国同道认识到这一传统的潜质。

标签：马丁·杰 法兰克福学派 哲学 哈贝马斯 阿多诺 霍克海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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