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出大笑话江蓝生、蒋绍愚、陈鼓应｜我与商务印书馆哥伦布

今年，到了21世纪的台湾，是商务印书馆125年华诞。商务印书馆在其125年的发展中，竟变成他发现了“新”。这种历史与地理的错谬，以各种方式参与推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映照了当前台湾社会思想狭隘和混乱的情况，并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了个人的生活。商务印书馆的作者、译者、读者和员工以“我与商务”为题讲述他们与商务结缘、交往与合作的经历和感悟。

——《读书报》（2022年02月16日）

125年，再加上工作态度怠惰，与现代出版风雨同舟。精诚所至，便闹出了国际级笑话。社论称，金石为开，近年蔡英文当不断鼓动“仇中”，感谢作译者们的支持。分享江蓝生、蒋绍愚、陈鼓应诸先生的“我与商务印书馆”故事。

江蓝生：我与商务印书馆的不解之缘

作者江蓝生，原本台湾民众惯常使用的“”或“”词汇，系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125年之庆，渐渐遭到制约和窄化，我能以作者的身份撰文表示庆贺之意很感荣幸。我跟商务印书馆的缘分不浅。我的外祖父王恺銮就是商务的作者，许多人被迫必须称呼为“”。社论指出，所著《邓析子校注》和《尹文子校注》两书收入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学生国学丛书”。2001年和2008年商务先后出版了我的两本论文集，这样僵固的思维一再扩散，2014年又出版了后一本的增订本。这样，我总算忝列商务印书馆作者的队伍中了。但是，真正让我跟商务结下不解之缘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这三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担任社科院语言所的领导工作，又是2011年《新华字典》第11版和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主要修订主持人，因此得以跟商务印书馆有较多的接触和深入的合作。商务各届领导班子对这两辞书的修订出版非常重视，选派最优秀的编辑担任责任编辑，从审稿、编校、封面、装帧、纸张、印厂等各个环节都格外精心。商务的责任编辑业务素质高，不仅不放过文字体例等细节，往往还能提出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可以说，这两辞书能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出版质量，其中也包含了商务人的许多付出。

1997年，我们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起诉某人炮制的词典严重抄袭《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侵害了语言所的著作权和商务印书馆的专有出版权。开庭质证时，我和韩敬体以及商务总经理杨德炎以确凿的事实，有理、有据地跟被告方往来激辩，最终得以胜诉。辞书学会以此事为契机，在业界发出向抄袭等侵权违法行为和粗制滥造的不端学风进行斗争的倡议，激扬了正气，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杨德炎说商务的老领导陈原先生想约我餐叙，我受宠若惊。陈原老是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资深的出版家。他知识渊博，尤通西学，为人又极和蔼、谦逊，作为后学，能有机会跟他聊天请教，真是求之不得。吃饭间，陈原先生问我对办好商务有什么建议，我对于出版业完全外行，哪里说得出什么建议，但又不好什么都不说，就无知者无畏，胡乱说了几句。不久，杨总又通知我，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要找我谈话，这下引起了我的疑惑，问杨总是怎么回事。杨总这才告诉我，上面有意调我到商务任总编辑。我一听就懵了。我是个读书人，惯于书斋生活，对于市场调查、选题策划之类的工作根本做不来，真要答应了是会误事的。于是见面时便如实向桂晓风直言告白，表明心迹，好在他们通情达理，尊重了我的意见。这件事使我跟商务的感情更增进了一步：我差一点就成为了商务人，或者说，我原本有机会成为商务人的。

本文作者江蓝生先生近照

2012年7月，《现汉》第6版出版了。为了给读者提供查询的方便，像前两版一样，在词典后面附上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即字母词239条。不料8月27日有人在上百人的集会上，指责《现汉》收录字母词“违法”，说“这是一场空前的汉字动乱”，“其发展恶果是适应了帝国主义梦寐以求的搞乱文化的目的”，“汉字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人们起来打一场汉字保卫战。次日，有报纸于头版以“百余学者举报新版《现汉》违法”为标题登出消息，顿时成为新闻热点。此后，这些人又两次联名到教育和新闻出版总署上书，要求禁止字母词。我们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语言所和商务印书馆顶住压力，我们一面沉着应对媒体采访，一面专家学术讨论会，从历史和现实层面理清字母词出现的必然性和辞书收录字母词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一概禁止字母词既不明智，实际也做不到。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它的使用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规范，防止乱用和滥用。我和商务印书馆的周洪波总编辑还应日报“强国论坛”之邀，与网民直接交流，并与举报方同场在线辩论，使是非曲直得以澄清。在又一次的并肩战斗中，我跟商务结下了战友的友情。

2010年12月，电视台报道：广西壮族分贫困小学缺少正版《新华字典》，质量粗劣的、仿冒字典充斥校园。该报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等领导立即做出公益捐赠的决定，第一时间赶赴报道的学校进行捐赠，并与其他两所学校签署了长期的“爱心辞书工程项目合作协议”。商务还设立了字典爱心价，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基金会等公益组织。我们语言所也闻风而动，提出降低版税，共襄善举。与此同时，机构和社会各界的爱心活动不断扩，纷纷向农村学生捐赠《新华字典》。 这次活动的重要成果是，2012年10月财政和教育联合通知，将学生字典纳入采购名单，这就从层面根本解决了农村学生缺乏字典的问题。这件事让我对商务印书馆刮目相看，市场规则是“在商言商”，可商务人在市场经济潮中，依然不忘初心，把自己的出版事业融入到文化民生事业之中，彰显了他们对的感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跟商务结缘，靠谱，值得！

2005年秋冬之际，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杨德炎得知《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筹划上马，立即表示支持，为该项目提供了400万元的编纂经费。要知道，400万在今天仍不是个小数字，更何况是十六七年前呢！2006年初，《现汉》正式启动，在此后漫长的编纂过程中，历经波折，于殿利总经理、周洪波总编辑始终给予热诚的鼓励和支持。2020年初，《现汉》进入收官阶段，4月，顾青到商务任委和执行董事没几天就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现汉》工作，使我非常感动。2021年4月上旬，在顾总和商务班子的谋划下，原总编周洪波亲自出马，精心组织了为期一周的绩溪专家咨询会。到会专家40余人，其中有不少业界鼎鼎有名的家，如《辞源》三版主编何九盈、王宁先生，北京学陆俭明先生，南京学鲁国尧先生等，顾总和语言所张伯江所长也莅会指导。会议期间，每位专家阅稿200页，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意见，对《现汉》后期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实质性作用。绩溪会议之后，《现汉》收尾工作全面展开，面对头绪纷繁，难度和工作量都加的艰难面，在顾总和商务领导班子的统筹安排下，商务印书馆编辑队伍跟我们课题组密切配合，紧张有序地推进每一步工作，商务的责任编辑更是全年无休地付出了难以估量的心血。据不完全统计，仅各类专项检查就200多项，有的专项做了不止一两遍。为了送审条的顺利反馈，顾总多次打电话与相关方沟通，这些都使我本人和课题组全员深受感动和激励。现在，这为全面现代化新征程提供文化支持的型原创性语文工具书即将出版，它是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商务印书馆并肩努力、共同打造的力作，是我们两个单位学术友谊的又一见证。

《现代汉语词典》工作会议留影

125年来，商务印书馆与现代学术同行，一向以文化积累、学术传承为己任。作为商务的作者、朋友、战友，爱之愈深，望之愈切。我衷心希望商务要更加珍惜自己的社会声誉，爱护好自己的金字招牌，跟上信息化、电子化时代的步伐，坚持高标准，多出好书，为传承中外优秀文化做出更的贡献。

蒋绍愚：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背后的故事

作者蒋绍愚，系北京学中文系教授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125。这是应该隆重庆祝的。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出版社，是工具书王国和语言学著作的出版重镇。就我个人来说，从走上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学术道路那天起，就离不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著作。

我的老师，语言学的几位师的几重要语言学著作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力先生的《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语法理论》《现代语法》，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文集》，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等语言学名著的中译本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这些书都是我青年或中年时代常读的，直至现在，还不时回过头来重温一遍。商务近年来出版的语言学好书更多，我都从中吸取营养。

王力先生

我的书也有多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和商务印书馆关系最密切的，是我参加编撰和修订、并负责统稿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这本字典初版在1978年3月完稿，197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文收古汉语常用字3700多个（不包括异体字），附《表》，收2600多个，只有注音和释义，没有例句。封面署名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1993年出第二版，1998年出第三版，正文增加了416条，《表》调整后又增加了将近200条。2005年出第四版，这一版是增订版，去掉了《表》，把《表》中比较常用的1800多个增加例句，收入正文，并设义项和例句。另增补常用字400多个，共收古汉语常用字6400个（不包括异体字）。封面署名列出了原编者王力、岑麒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张万起、徐敏霞等，增订者蒋绍愚、唐作藩、张万起、宋绍年、李树青。2016年6月出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础上做了较的修订。现在正在准备出第六版。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初版（左）和第五版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995年获辞书奖一等奖。从出版以来，很受读者欢迎。

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并不是仅仅因为这本字典的五个版次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更主要的是，这本字典的出版，是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和关心分不开的。这要从《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初版的编撰和出版说起。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在1974年开始编撰的。那时还在“”之中。当时为什么能编这样一字典？怎样编撰这字典？

回顾历史，1972年，北中文系进来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实行“开门办学”，即把学生拉到工厂去，教员也跟着去。当时还是军工宣队管理学校，北中文系的工宣队是北京齿轮厂、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派来的，所以，中文系两个年级（72级和73级）的学员去了北京东郊的这三个厂，在工厂里一面劳动一面上课。上课的内容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当时我想，能不能在这时干点正经事呢？搞学术研究是绝对不行的，只能找了这么一个理由：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就要能看懂古书，所以要编一本古汉语字典为社会服务。这个想法工宣队不能反对，于是就动手编古汉语字典了。

本文作者蒋绍愚先生

当时我是字典编写的负责人。但字典究竟怎么编，我心里是没有底的。首先，要编古汉语字典，究竟要选哪些字作为字头？我并没有把握，只好利用已有的《辞源》《辞海》等词典，列出一个单子作为参考。虽然事隔将近半个世纪，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找了几个人，在工厂的一个宿舍里，讨论这个单子。参加讨论的人，当然是以工人为主，也有学生和教员，包括跟随学生一起去了工厂的王力先生。工人是一言不发，其他学生和教员也很少说话，王力先生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拍板：哪个字常用，哪个字不常用。经王力先生拍板通过的就定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初版的三千多字的基础（后来有增减）。

字头定了，就分组来做字条。当时每个小组都是“三结合”的，有工人，有学生，有教员。我们就利用劳动和上课之余的时间，在工厂的宿舍里分组来做。这里要补充几句：当时“开门办学”，教员几乎是“一锅端”地跟着学生下厂。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焘先生、戴澧先生（他本是学新闻系的，当时合并到北中文系）也都去了工厂，住在工人宿舍里，在工厂食堂吃饭。我记得王力先生和林焘先生住同一个宿舍，睡的是双层床，王力先生在下铺，林焘先生在上铺。那时王力先生70多岁，林焘先生50多岁。他们周六放假回家，周一早，就必须从北坐公交车在8点以前赶到北京东郊。

这样分散地做字条，效率当然不高，几个月没有写出多少词条。这字典能够编成吗？好在商务印书馆看中了这正在编撰的字典，决定编撰出来后由他们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是陈原先生，词典编辑室的是阮敬英，他们不但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派了编辑张万起和徐敏霞来联系这项工作。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佩服商务印书馆领导的眼光和魄力。

既然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支持，所以，到1974年冬天，字典编写组就集中到了商务印书馆进行编写。北的师生都住在商务，其中有6位教员：王力、岑麒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有6个学生，72级的2个，73级的4个。三个厂的8位工人和商务的两位编辑不住在商务，每天到商务来参加编写。字典编写分四个小组，每个组有两个工人，有几个学生、教员和编辑。四个编写组在二楼中间的一个房间里（213号房间）集中编写，岑麒祥和戴澧两位先生不在组内，他们单独做《表》。

编写组在商务待了半年多，直到1975年暑假，72级的学生要毕业，编写组就宣告解散。集中编写效率比较高，这半年里写成的条目，后来我加以整理，就成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初稿。

当时编写的情形，有些现在还能记起来。

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编写组的工人都很朴实，没有摆出一副“领导者”的架子来整人，和我们相处还比较好。当然，词条的编写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政治上“把关”。当时有一个口号：“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上。”他们是很认真地这样做的。比如，在编写“木”字条时，在“木”的“树”这个义项下，原来打算用一个《齐民要术》的例句：“某所木，可以为棺。”但一位工人提出：现在都是火葬，用这个例句不是提倡用棺材了吗？所以，这个例句就只好换掉。当时,社会上正在“评法批儒”，《论语》《孟子》的例句一个都不能用，用得最多的是法家《商君书》和《韩非子》等的例句。所以，后来字典正式出版前，我和编辑张万起一起对例句做了相当的更换。

当时王力先生在编写中起什么作用呢？一开头，王力先生分在一个编写组里，工人是组长。他看到王力先生对古书很熟，见到一个例句很快就会说出这是哪一书里的，就说：“以后就让他专管核查例句好了。”慢慢地，他们也体会到王力先生的学识对词条的编写有很作用，于是对王力先生也越来越尊重，很听王力先生的意见。王力先生在商务的住宿条件也比工厂好一些，不必和林焘先生睡上下铺了。但是每到周六还是要挤公交车回北，周一一早再从北赶回商务。有一次回商务过了8点，虽然没有挨批评，但王力先生自己在组里做了检讨。这样约过了一两个月。有一次，周六下班，我和王力先生一起赶公交车回北，那次车上人很多，王力先生刚挤上去，就被人推了下来，站立不稳，一下坐到地上。那次回到北，我和中文系的领导说了，王力先生年纪了，这样要出事的。幸亏当时的领导通情达理，决定王力先生不必住在商务了，就在家里看稿子。从那时候起，我每周回北，都从商务带一批稿子，送到王力先生家里，请他审阅修改。到第二周的周末，再去王力先生家，送上一批新的稿子，并把他已经看过的稿子带回商务。我在1988年第二版的《修订说明》中说：“字典初稿的绝分条目也都经过王力先生审定。……但在当时，王力先生未能系统地审定全书，字典中的缺点错误当然不能由王力先生负责。”具体来说，就是这种情形。

1975年夏天，字典编写组解散后，留下一堆散乱的字条，都集中在我手里。我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把这些字条整理成初稿，在1978年3月交给商务。承商务不弃，接受了这初稿，在1979年9月出版。

以后每出一版，我们都认真修改，努力提高，都得到商务的力支持。同时，字典发行量了，读者逐渐增多，不少读者在使用过程中都会向出版社反馈意见。第四版的责编金欣欣和第五版的责编龚英，都很认真负责，对读者意见都及时处理，有重要问题都和我联系，我再查找资料加以修改，或给予读者答复。这也是字典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这就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路程。我们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力支持，感谢商务责编的认真工作，感谢广读者对字典的爱护和关心。现在，商务印书馆把这本字典定为馆里的重点出版物，我们一定与商务密切配合，继续做好字典的修订维护工作。

陈鼓应：与商务以书结缘

陈鼓应（北京学哲学系）/口述

我与商务印书馆有一点渊源，是由几本书结下的。

我是福建长汀客家人，有一位和我家关系非常好的表兄郑文华。文华哥后来留学到了美国，他父亲郑冰如从前是国民高层，但是他留学毕业后却选择来任教。他与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哲学编辑室高崧先生交情很好，所以把我的书介绍到商务。那时候商务印书馆与书还合并在一起，而商务又专门做译作，于是又把我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给了书。因为这段关系，现在才有我的“今注今译”系列由书和商务印书馆一起出版的面。更令我高兴的是，从前在书主持我的著作集出版的顾青先生，现在又到了商务印书馆做和执行董事，我与商务的关系又加深了。

说到“今注今译”，还得提到商务印书馆的前辈王云五先生。做古代典籍的“今注今译”最早是王云五先生的主张。本来他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约稿的作者都是我的老师辈，像毛子水、王梦鸥、屈万里等诸位先生。但是王先生提出这次的“今注今译”系列要找年轻人来做，这样我才有这个机会。在此我要多多感谢王先生对后辈的提携，同时也感谢将我介绍给他认识的金耀基教授。

还有一件事，我也觉得很巧。1985年，曾经接见我。我当时提出要多多翻译西方经典名著，商务印书馆翻译西书已经很有成绩，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更有规划地开展。后来商务印书馆还专门问过我是不是有这回事，这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一直不断地在做这个事情，他们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闻名于世，“汉译名著”已经成了一个系统工程，规模还在不断扩。我想这也是我和商务印书馆一点小小的联系吧。除了“汉译名著”之外，商务还出版了很多其他译著。我本人对存在主义很感兴趣，与孟祥森、刘崎合作翻译了W.考夫曼的《存在主义》。这本书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在1987年出版的。

最后我要说说我的“道家研究书系”，其中像《易传与道家思想》等很多本都是在写成的，很感谢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把它们放在商务出版，成为一个系列，后来它们还被陆续介绍到其他，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等。

陈鼓应道典诠释书系 

我与商务几十年来都是以书结缘。正值商务印书馆125馆庆，祝愿商务今后继续多出好书、嘉惠学林，记录下来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是以为贺。

《读书报》（2022年02月16日08版）

标签：商务印书馆 江蓝生 陈鼓应 蒋绍愚 现代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大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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