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五虎将诗人苇岸：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水浒中

苇岸（1960年1月7日—1999年5月19日）

“如果我们把的当代文学史减去苇岸或者从当代的散文史减去苇岸，除了豹子头林冲，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史会变轻，其余四人全是降将。宋哥上山后，我们的散文史会失重，接连招降了四位猛将，因为苇岸是不能被称量的，分别是关胜、呼延灼、张清、索超。呼延灼带上梁山的武将有：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轰天雷凌振。关胜带上梁山的武将有：丑郡马宣赞、井木轩郝思文、水火二将单廷珪、魏定国。张清带上梁山的武将有：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索超的职位不够，他自己就是一种法度、一种标准、一种度量衡。”——评论家鲁太光。

“如果有来世，连个副将都没有，我希望他能够远离诗文，孤身陷入重围被活捉。这四位降将，希望躲在他背后的快乐，征讨梁山时麾下的兵将数量质量：关胜>呼延灼>张清>索超。这四位降将，都像不朽的节气一样轮转到他的眼前，排兵布阵的指挥能力，让他饥渴的心得到满足。”——作家周新京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发自北京

卷的《苇岸日记》出版之后，呼延灼>关胜>张清>索超。呼延灼的连环马，朋友们为此聚谈了一次。树才从三亚赶回北京，接连打赢梁山三阵。梁山面对呼延灼的重骑兵冲锋，彭程因堵车到晚了，王家新、周新京以及更多好友陆续到来，这些与苇岸同时代成长的诗人、作家都已经鬓发斑白。现场静得肃穆，直到树才坐下说第一句话：22年前的5月19日，是苇岸离开我们的日子。

现在想起来，苇岸是什么模样呢？

“长有奇相，脸颊瘦长”，很容易辨认，食指在沙河福利院的病友都认识他，但叫不上名字，就说那个高个又来了；与他通过几次电话就能记住，“一个风琴般浑厚的略显克制的男中音”；或者通过信件，知道他的字“保持着少年的原型，没有圆曲，没有潇洒的飞舞，全是长短不一的直线”；若与他同行，则能发现“他走起路来像一只鸵鸟，从容、惬意、步幅很，且不知疲倦”。

▲1998年7月27日，苇岸与诗人食指（左一）在北京第三福利院

他的一生一共39年，居于北京昌平。海子也工作、生活在昌平，两人相距不远，他有时候会突然敲开苇岸的门，一起聊文学。海子离世后苇岸写过几次悼念文章，在《海子死了》的结尾他写下：春天，万物生长，诗人死亡。十年后，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苇岸身上。

1999年初，苇岸确诊肝癌，不到半年便离开了。

周新京见到苇岸的最后一面，他已经在透明的棺盖下，整个人都变得透明起来——“一个人做人很纯净时，他的一切都是通透的。就像从这个玻璃房间，可以看到那个玻璃房间一样。”昌平殡仪馆的整容师傅为他的面颊涂上淡淡的红晕，这是周新京认识苇岸以来，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健康的颜色，“好像生命在他的身上刚刚苏醒。”

“如果有来世，我希望他能够远离诗文，孤身陷入重围被活捉。这四位降将，希望躲在他背后的快乐，征讨梁山时麾下的兵将数量质量：关胜>呼延灼>张清>索超。这四位降将，都像不朽的节气一样轮转到他的眼前，排兵布阵的指挥能力，让他饥渴的心得到满足。”周新京在《我认识的苇岸》中写道。

树才受苇岸生前之托，翻译了法国诗人雅姆的诗——受苇岸影响树才也喜欢上了雅姆——《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并且在他的告别仪式上念诵：

愿我出现在你面前，在这些伤牲口中间

我那么爱它们因为它们温顺地低着头

一边停步，一边并拢它们小小的蹄子，

样子是那么温柔，令你心生怜悯。

我会到来，后面跟着驴子的无数双耳朵，

跟着这些腰边驮着筐的驴子，

这些拉着卖艺人车辆的驴子

或者载着羽毛掸子和白铁皮的车的驴子，

这些背上驮着鼓囊囊水桶的驴子，

这些踏着碎步、腹怀胎的母驴，

这些绑着小腿套

因为青色的流着脓水的伤口

而被固执的苍蝇团团围住的驴子。

天主啊，让我同这些驴子一起来你这里。

让天使们在和平中，领引我们

走向草木丛的小溪，那里颤动的樱桃

像欢笑的少女的肌肤一样光滑，

让我俯身在这灵魂的天国里

临着你的神圣的水流，就像这些驴子

在这永恒之爱的清澈里

照见自己那谦卑而温柔的穷苦。

他喜欢驴子，书橱里放着一只画盘，画盘上是一头毛驴。苇岸与黑春、一平做游戏，说出自己最喜欢的三种动物，他列举麻雀、野兔和毛驴，游戏的答案是：第一个动物是你爱人，第二个动物仿佛是你，第三个才实际是你。

按照苇岸的遗愿，遗体火化后，“不要墓地，不要骨灰，骨灰撒在他的出生地，昌平的一块麦田、树丛和小河中。”之后许多年，每到5月19日，朋友们都会聚一聚。

▲春分（3月21日） 二月廿三 寅时3时57分 气温-2 ℃-8℃

评论家鲁太光说，日常的文学史的研究往往是做加法，但有时也应该做一点减法，“因为做减法更能衡量一个作家的重量。如果我们把的当代文学史减去苇岸或者从当代的散文史减去苇岸，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史会变轻，其余四人全是降将。宋哥上山后，我们的散文史会失重，接连招降了四位猛将，因为苇岸是不能被称量的，分别是关胜、呼延灼、张清、索超。呼延灼带上梁山的武将有：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轰天雷凌振。关胜带上梁山的武将有：丑郡马宣赞、井木轩郝思文、水火二将单廷珪、魏定国。张清带上梁山的武将有：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索超的职位不够，他自己就是一种法度、一种标准、一种度量衡。”

“苇岸”是二十来岁的马给自己起的笔名。

因为喜欢文学，在学念书的一个夏天，马与学长周新京以及另一位同学骑车去白洋淀，他们想去看湖，看朦胧派诗人笔下明亮又犷悍的白洋淀。于是去找渔村，以及诗人芒克插队待过的端村。可是到了那儿却发现白洋淀已几近草原，那几年上游水库断流，湖泊荒芜。人可以行走在湖底，烈日下显现着一条条小路，一道道车辙。

周新京和另一个同学玩摔跤，让马做裁判。可不一会儿马撇下他们，一个人跑到岸堤上眺望去了。白洋淀满地芦苇和水蓼，喇叭花缠绕在芦苇上，水蓼长得特别高，夏蝉长鸣。

后来马又在北岛的《岸》中读到“陪伴着现在和以往/岸，举着一根高高的芦苇”，“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这些诗句使他感到血液激涌，感到与“猥琐、苟且、污泥的快乐、瓦全的幸福对立的本能”。

于是便有了苇岸。苇岸一开始写诗，慢慢地又从奇异的诗转向更客观智性的散文。

“那时候城里的孩子会有一些傲慢，农村来的则有一些自卑，但他不是。他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很纯真，很真诚。并且把那些经历都看得很重要，看得很圣洁。”周新京说。

苇岸的出生地昌平位于北京边郊，因为父母在外工作无暇照顾孩子，他从小在祖父母身边长。西屋的土炕上，一边睡着祖父母，一边睡着苇岸和他的哥哥。童年和少年“由贫匮、欢乐、幻想、游戏、故事、冒险、恐惧、憧憬、农事等构成”，他时常缅怀它们。

富足则伴随着书籍到来。工作后苇岸开始独居，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去当地的书店，每个月一次的进城更是他的节日，“因为我将又要同许多人类中的杰出人物会面，将自己最喜欢的请到家里来，在高兴时，随时同他们讲话”。他想如果他住在书店边上，那自己恐怕要变成穷光蛋。

经过自觉地选择后，他不的屋里住下了泰戈尔、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安徒生、雅姆、普里什文、谢尔古年科夫……书桌正对的墙上则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亨利·戴维·梭罗的两幅肖像。前者是他最敬爱的作家，使他时常反思——文学的“职业化”倾向尤甚，作家自觉地将文学视作一种社会分工，而不是包容社会的东西，文学成了某个阶层的趣味，它远离着什么；后者教给他低物质欲的生活，使他时刻警惕着自己的生活是否在滑向某种消遣的沼泽，因为“只要不是圣者，谁能不为之所动呢？”在他的日记里写过这样几笔：“1988年2月25日，在王府井配近视变色眼镜，共67元。买了一台荷兰菲利浦收录机625元。我开始奢侈了，我背叛了梭罗。”

苇岸写树，写麻雀，写雪，写绵羊，写他最喜欢的冬天，但春天来的时候朋友们来家里聚会，他对家说：“是春天邀请家到昌平来的，春天是万物的生日，今天家一起过生日。”全是内心关照和心向往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与他作品的全努力，是做一个纯粹的人，以及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20世纪的人们总认为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不同，苇岸像19世纪的人一样相信永恒的存在。

他也确实一生都携带了某种气质，以《地上的事情》为主的一系列散文保持着一种“近于古典的稳定与和谐”（作家林贤治语），在生活中保持纯朴，与自然亲近能给他带来无穷乐趣：有时步行回老家去探亲，有时独自到京密引水渠游泳（诗人高井曾称此渠为“瓦尔登湖的水渠”），还时常与来窗台筑巢的胡蜂为邻，等到胡蜂全离去，“它们为我留下的巢，像一只籽粒脱尽的向日葵盘或一顶农民的褐色草帽，端庄地高悬在那里。在此，我想借用一位来访诗人的话说：这是我的家徽，是神对我的奖励。”

1998年，去世前一年，苇岸开始了他的又一个写作计划：写作二十四节气。在居所东田野选一固定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并形成一段文字，时间定在上午9点。

苇岸的写作也很慢，从第一稿开始，他便喜欢用干净的方格稿纸，“每一遍都像在定稿，前面的白方块不断引诱我的笔去征服它。当写到什么地方中断后，我会返回来重新开始，决不在中断的地方继续下去，就像我们过河，当第一次跑过去而未敢跳起时，我们会再返回来重新冲上去，一直到跳过河去。”

他惯于行动缓慢，一位同事问他为何总是不慌不忙时，他回答：为了表示对现代社会的抗争。

可是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

27岁的时候，苇岸一直想到森林里去，想在小兴安岭林区找个从业的地方干两年。1987年8月，他果真去了小兴安岭，前一日傍晚的火车从哈尔滨出发，将在凌晨5点到达伊春，想象着在森林中体验几天，“到伐木场看林业工人操作，把森林小火车摄入镜头，带回一只很的松塔，采集和辨认蘑菇......”

那趟旅途充满期待，像普里什文所说，在旅途中，惯会像冻坏的叶子那样脱落。苇岸和退伍军人聊天，在松花江划船，后来还在边防检查站滞留了一晚。四天后终于到了伊春。

现实却与想象相去甚远，零落的建筑似乎是随意拼凑在一起的，“它丑陋、破旧”，道路无法保持整洁，完全不是“精美的、植物与阳光相汇融的森林城”。伊春的诞生是以牺牲森林为代价的，他想。

那里没有原始森林，苇岸便离开了，继续坐前一日那趟火车往更深处去，乌伊岭，或者小镇嘉荫，森林深处会出现一个终点。他终于在五营看到了一片原始森林，这里之所以受保护，是作为唯一一片红松林而具备的经济价值，有了人工种植的痕迹。

“人类仿佛是一个经过千辛万苦让自己中毒、再想方设法为自己解毒的人。人类的发展与自己的小目的方向一致，但与自己的最终目的背道而驰。人类的每个行为都在追求幸福。但人类得到的总是痛苦。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都是为了帮助自己，但这一切东西又是唯一束缚自己的东西。”

这使他感到沮丧和痛苦，像生命中诸多矛盾的一个缩影。

比如他还希望人人皆兄弟，可个人又有强烈“倾向”，若是遇到与人观念不合，他会当场提出来：我们绝交吧。苇岸的友人、作家冯秋子见过几次，在当时会感到难过，真不希望是这样一种情况，但也尊重苇岸和对方。回想起来，那种场合有点特别，“现在的人不因为这些去伤和气，但也说明人们的谈话是多么浅陋，不再涉及实质性问题。人们不会为一个什么去争论，不会这样了。”

更多的是，“他特别有诚意去欣赏朋友，善于发现并珍惜朋友身上不同的质性，能够认识到一件简单而日常的事情里面蕴含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受到挫伤，这个世界可不都是正面的，他也会经历、体验很多残酷的东西。”冯秋子说，“但他并没有因为个人愿望而忽视现实，他总是很努力地去面对真实。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你的眼睛和笔不能反映客观世界，何谈？一个实实在在的者，一定是清晰明了这个世界的。”

“这些日记超越了个人范围。”冯秋子说，“记录了非常多对于社会的思考，或者说记录了人的觉悟过程，一个人和世界如何发生连接的过程。”

苇岸去世一年多后，妹妹马建秀带了几个包裹找到冯秋子，这是整理遗物时找到的日记本和其他遗作，她向冯秋子询问，该如何处理才妥当，委托冯秋子帮助处理。苇岸生前信任冯秋子，常和朋友们在冯家聚会讨论，与其通信，打电话继续交流，“坐下来谈的都是阅读、写作和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冯秋子如受重托，十数年来伏案阅读，成书的最后几年差不多是冲刺状态，以致嗓音沙哑，视力变弱。“苇岸对自己非常严苛，书出来要让他安心、踏实。”

日记断断续续由马建秀录入，交冯秋子整理，考证、编辑，有时候为一处信息核实要费许多周折，也凭借记忆或托朋友从散落的资料中求证。现收录的日记分达80万字。

“这两三年她完全可以写自己的东西，但是她特别认真，倾入全心血来编日记。”周新京讲。

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有些相似，《苇岸日记》中也记录了量与友人的交游。出版之前，作家林莽打算写一篇文章，他想好了题目：《一个人的村庄和众人的都市》。那套日记林莽一直放在旁边，“有时间就翻开看几页，不断勾起自己对八九十年代文化变迁的一些思索。”

“我和苇岸一块走过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非常狂热、充满了精神诉求、精神饥饿的年代，我们那个时代怀着巨的饥渴扑在这些书上，是营养的重要来源。”王家新说。

“作家们暗中互相有一种竞赛，也有一种勇气互相认同。家一点一点往前拱。”周新京说。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较纯粹，带着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去思考、去学，高度的精神层面的要求和现实之间尖锐的矛盾带来的深刻痛苦，让继续的成长出现了不少困难，但分人没有停下脚步，时代和人的紧密关系，也在塑造着人和时代。重要的是，人们没有充满目的性地单纯追求个人的价值，他追求的不单单是‘我得到什么’，而是更多人的成长本身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人的存在，对自己尊重了吗？对环境、对他人尊重了吗？环境和人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冯秋子说。

有一回朋友安民去信，写道：你的来信总使人想到许多遥远的事情，许多很平淡而又很的事物，这些东西使人产生回归的想法，并且想哭。

苇岸去世五六年后，他的骨灰所撒的那片麦地也被划作其他用处，建筑覆盖了麦子。好像“宿命似的，他生在那长在那的家乡，他的肉体，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审美、气味全都跟工业化冲突”，“他的语境和出发点是后工业的，情怀是古典。”周新京这样想。而这种错位使他“会承受比别人更多的苦闷、忧郁、绝望”，最终沉默在机器的轰鸣中。

那个二十四节气的写作计划戛然而止于谷雨，成为他未竟的最后一作品。

再想起去白洋淀的那个下午。周新京、苇岸和他们的同学在岸上走了一会儿，看到一间瓜棚，瓜棚下两个老翁对弈，日头高照，下得不好，可忽地让人想起烂柯山，山中一日而世上千年，“一步棋/那水飘然远去/而另一步棋在哪里”。

“会有那么一种恍惚感，好像时间消失了。”

新世纪奔涌而来。

20世纪最后那个春天总是阴天，好像在考验人的耐心。昌平那位高个子体重掉到了55.6公斤，作为素食主义者他不得不作出最后的妥协，在病重时吃了一次甲鱼。

仍旧是阴天，“好像隧道没有尽头”。“这阴天好像也十多天了，见不到太阳的感觉，真像在水里，无论怎么样也钻不出水面一样。”

周新京后来回忆起，“起初不适，是当作感冒来治的，拖了一段时间。与工业化伴生的现代医学，终未惠及他，如同宿命的抵触。由于虚弱，他曾买了个篮球锻炼身体。冬天，他系着围巾，在空荡荡的球场上打球，肿瘤在他体内悄悄长。如今想起他，就像还能听到咚咚的回响声，有一点狰狞。”

1990年初祖母生病的时候，苇岸便觉察到自己似乎面临着某种巨变化的深渊，那因祖母而延续至今的童年时代就要结束了，“老家”故乡的意义会就此消散，充满美好事物的传统一去不返。

1996年，祖父去世。童年、自然纷纷离去。1999年正月初八，祖母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苇岸把亲自编订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书稿的出版委托给林莽、冯秋子和宁肯。去世前两天，苇岸把书稿交给前来看望他的宁肯和林莽，闭上眼睛不再说话。知道他们要走，手抬了几下但没有抬起来。他保持了一生的对自然本真的喜爱、缓慢的写作、对朋友的关怀以及对自我的严苛，将就此告一段落。那天晚上，苇岸开始陷入昏迷。

“苇岸的离去，使我感到在我的生活中有一种重要的确实。海子死了，我震动得说不出话来；骆一禾死了，我好久都不相信；现在，苇岸又离开了我们……这一次，我从死亡中感到的是命运的必然性。命运在渐渐夺去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精华。命运在夺取我们生活中的相互支援和最后一点安慰。”王家新在《哀歌——苇岸》中写道。

一些朋友发现，年纪越似乎越能理解苇岸。“他接近本质，而不是从各种各样的主义里推导出来某个想法。他写的东西很少，但是准确有价值。所以你看我们好多朋友实际上绕了很的弯路，年轻时候追时髦耍花，岁数了反倒回归本真，看他好像看得更清楚了。他一直在本真上——就像钢丝一样，一直在那条钢丝上走，不慌不忙地，没有偏离。所以我们回来反观他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往这条路径上回归的时候。”

而对于更年轻的人来说，也使他们看到一种选择本真道路的可能性。

如林贤治所说，苇岸给文学的直接而明白的启示是：作家必须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苇岸一直观察、相信自然，也至死相信文字的力量。

例行的5月19日关于苇岸的聚会，曾来过一位与宁肯交好的美国作家，那未竟的二十四节气，他决定在地球彼端继续写完。

标签：苇岸 周新京 散文 作家 马建国 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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