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弥天大谎人类学是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是一种可能性山海经

鹈鹕丛书，人们渐渐的开始发现，为纯粹的求知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是鹈鹕系列的第9本书。在书中，《山海经》中里的内容并非全是虚构，马修·恩格尔克从人类学中最重要也最富争议性的九个关键词出发，有些甚至还有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而在《山海经》中有这样一个记载，为探索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指引。

本书入围探照灯书评人10月非虚构翻译好书榜。

探照灯书评人10月非虚构翻译好书榜

今天，如果被证实，我们给家带来的是袁长庚老师在硬核读书会上的一期播客摘要。

嘉宾

袁长庚

人类学者、香港中文学博士

任教于南方科技学

主持

郝汉

新周刊编辑

易莲媛

文化研究学者、香港中文学博士

任教于广州学

人为什么是一种可能性

郝汉：如果给人类学下一个定义，将揭破两千年前的弥天谎。就是我们在《山海经》中会发现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它会是什么？它和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有哪些区别？

袁长庚：这个问题挺难的，就是鲧因为治水失利并且偷盗了息壤，我们同行之间从来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才被尧所杀。“帝”指的是“帝尧”，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现在做的事情的边界并不是特别明确，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禅位于舜的尧。鲧是谁呢？鲧就是“禹治水”神话中禹的父亲。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鲧是按照尧的意思而治理洪水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缺乏共识。一般来说学生如果这样问我的话，并且其治理的效果应该不太成功，我就会说人类学是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是一种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上老师同学都说我们要好好做人，这才想起来去偷尧的息壤。可是此时问题来了，要学做人，但做人从来不是天经地义的，它有很多最基本的面向和构成。

我个人并不认为所谓“社科热”是真实的，因为在公共舆论的讨论中，我并没有觉得家有意识地去贯彻或者是去应用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但是我能理解热的表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它与其说是社科热，不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非常普遍性的经验的焦虑，商业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顾客在想什么，文化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受众群体想要什么，官员不知道自己治理和管理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决策和行动。

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一个问题，从1978年以后的迅速发展，在意识上得益于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所谓的暂时搁置争议。

搁置对于一些经验上的东西的模糊性讨论，先一切向前看，这样的东西其实释放出巨的能量，结果就是，人确实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肯定是没什么怀疑的。但是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不可能有谁能够持续性地不追问自己的经验问题。

渐渐地我们意识到，有些东西我们开始变得不解，而且这种不解开始困扰我们。

比如我上课经常跟同学举一个例子，你今天或许想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美国人，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对于你们而言，你们有很多的材料，但是你回家，比如说这个假期，你爸爸妈妈突然开始跳广场舞，然后疯狂地迷恋各种养生知识，这个东西对你而言可能是不好理解的，而且问题在于，你受的教育和你所在的文化环境里并没有太多的工具能够让你走进你的爸妈，走进他们在夏天里发生的事情，这种经验性的焦虑伴随着新一代人的自我焦虑，然后他们向外不断地去寻找一些所谓的知识或话语试图穿透它。我能理解这背后的驱动可能是很真诚的，但是它离转化成为一种有效的思考还是有一定距离。

人类学在以前其实跟文化研究很像，只是说我们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人类学关心一些小社区，一些所谓的未开化或者是欠发达社区当中的人的文化。以前人类学处理文化的方式是研究表征，我把你的文本符号包括你的解释收集起来，然后给出一个系统性的书写。

举个例子，早期人类学像埃文斯·普里查德研究非洲的宗教和政治制度，他就是到那个地方看你们仪式上都有哪些基本元素，然后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重要，你怎么实践它解释它，这是比较传统的或者经典意义上人类学的做法。

什么叫表征危机，就是后现代以后家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别人的表征其实是西方学者通过书写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书写的过程当中就充满着你西方人的权力和偏见。你把别人写成那个样子，是因为你有这个可能性，不管你讲得再好，再贴近这些人，但实际上你还是在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书写。

我可以比较具象地讲一下，可能家就能明白人类学跟社会学之间的区别。

比如说社会学，作为一个博士生，你开题的时候一定是关注一个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社交媒体在规模运动中起到的作用，你确定核心问题以后概会找到几条线索，这些变量可能很重要，有些人是通过测量的方式，有些人可能做一些访谈或者线上文本收集，无论如何基本的问题框架是相对确定的。框架相当于研究者自己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来自于他的阅读和理解，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先有一个框架，然后找材料把它各方面丰满起来。

人类学恰恰相反，人类学也会有一个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我对于西非某一个城市里抗击某种疫情的过程很感兴趣，但是在出发之前我会想，我可能会涉及到某些问题，比如宗族问题，身体观宇宙观问题。通常一个成熟的人类学研究经常会出现，你带着问题进入到田野，但田野会改写你的问题，它会告诉你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或者你要想回答问题的实际问题在问题。

所以经常出现，我们写的研究计划其实是为了在田野中修正的，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太相信研究者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够把别人的经验打造起来。社会学并不是这样，社会学有些时候也会修正，但是相对而言还是会强调这个框架本身的稳定性，你不能随便动摇这个框架。所以人类学的体验当中会发现一个问题，学者本来是沿着传统的问题意识去的，结果发现别人生活当中的逻辑是于你研究的逻辑的，我们的任务等于说，你必须要顺着别人的逻辑走。当然，也不是说这种东西就一定先进，但是它有一种很明显的学科意识。

人类学我经常讲一点，就是人类学家其实很奇怪，我们一方面非常强调书写的重要性，比如志的写作，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又很不相信语言，所以总在找在语言可表述和不可表述之间的那些东西，至少现在表征的强调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说，我告诉你这些符号，这是一套系统文本什么的。很多人会强调，你看我今天观察到一个现象，他怎么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买东西，这种碎片式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对话，也会发生被观察者自己的解释，但是实际问题是，我作为研究者是要去想，在他的生活内，整个从表述到决策到行动的过程为什么能，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对方未曾觉察的一分。

很多人说你们人类学写作越来越像文学，但是你们的解释越来越像哲学，概就是因为我们对那种非常成体系的，认为自己能够给社会建立一个框架，然后把某些问题支撑起来的理解方式是保持怀疑的。

最初的人类学，本来是寻找特例

袁长庚：人类学在发展历史上，本来是去找特例，它本来是告诉西方人，我们西方人为什么是今天这样，是因为可能我们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只是我们今天处于工业时期。所以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的定位是去寻找那只黑天鹅。

其实人类学早期知识上的启蒙，跟所谓博物学或者早期的探险家是一样的，它们其实都是在收集关于人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各种奇闻异事，只是它服务的的目的是想要明确，人类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它们就像今天的化石研究一样，找到一个个时期的某种生物，然后填在进化序列当中的某个环节里。

人类学早期就是这样，也是希望去搞清楚这些人现在停留在什么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理他们。但是概发展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开始不安分，他意识到西方人的很多的问题意识其实是错的，比如我们都觉得，一个成熟的文明一定是有机器和政治体制的，但是二战前后，这些欧洲人在非洲研究时发现，那个落其实很，有几千甚至几万人，但是它根本不需要一个所谓的整整整齐的机器，它就可以通过分散或结合的方式有一套自己的节奏，而且运作得非常良好。

所以，其实人类学是在二战后通过找这种特殊性的方式去回应西方人自己的。但是这个东西到今天又会转变角色。今天很多人是希望看到特殊性，因为这些特殊性就给所谓本质主义留下空间。我跟你不一样，我们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不要跟我谈你跟我是一样的，也不要谈跟我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别人经常就会说，你今天之所以会觉得你跟他不一样，是因为你忘掉一些常识。

所以我们回到存在的层面，回到日常生活层面，你就看出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经验背后貌似都有一套整齐的逻辑，而且互相之间是有理解的可能性的，这就使得今天的人类学角色有一点改变，就是我们当然还是会呈现特殊性的原因和脉络，但是已经不再强调特殊性是人类必然的宿命，我们反倒会在对差异的强调中意识到，可能我们共性的那一面是很明显的，甚至有一个更重要的知识计划是，人类学其实事实上一直是启蒙以来的知识的反叛者，它概从最初开始就不太相信启蒙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

比如家意识到，最近这几年对于生态危机这种事情讨论得比较多，人类学参与其中就会发现，我们如果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可能要回到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是这样，你认为它天经地义，但是可能不是这样。人类没有天经地义，这些东西是现代性造就的，可能非常短暂，也就100多年200年的时间。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英]马修·恩格尔克 著

陶安丽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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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袁长庚 鹈鹕 香港中文大学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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