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康德没有写《纯粹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来源于哲学，康德为什么不写《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作者：马，南京农业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第03期原始期刊：世界哲学，2021，第20215期，第48-58页关键词：康德/纯实践理性批判/演绎/澄清/互动主义摘要：康德最初有“纯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计划吗？后世学者对此颇有争议。从康德与同时代人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发现，康德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就康德思想和写作的转变而言，1785年至1787年是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对“自由”等关键概念的处理不一致，以及自由与道德规律之间的循环论证所造成的内在困难，促使他自1783年以来不断调整《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计划。1787年，康德将道德规律作为“理性事实”进行了合理的“澄清”，从根本上解决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为什么可能的问题，《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写作计划失去了作为一个系统思想家再提一次的必要，康德对其哲学体系的建构显然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期待性，这不仅体现在他反复提到的“人是什么”的“三个子命题”的有机构成上，也体现在他写“三个批判”的具体行动上。虽然“三个批判”是否分别描述了“真、善、美”的主题，还是认知、道德、宗教的问题，甚至是解决了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的主题，仍然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康德哲学思想的写作决不是一没有规则的反复无常的作品。相反，他的写作自始至终都有一条连贯的道路。确实，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的哲学从头到尾没有改变。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他的哲学思想一直在进化，有时这种进化的程度相当激烈，因此他不得不对其思想进行重调整，以确保系统的完整性。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创造判断批评。众所周知，在1781年出版的第一批判中，康德并不认为鉴赏判断中有任何先天的原则，但随着他的思想的演变，也为了弥合认知与道德、自然与自由之间的鸿沟，康德在第一批判断中开始寻找经验鉴赏判断的先础，并开始探索第三次批判所包含的内在原则。因此，许多研究文献表明，第二次批判的写作并不在康德既定的计划之内。就其实践哲学的写作计划而言，康德应该在道德形而上学建立（以下简称“基础”）之后发表“纯粹的实践理性批判”，而不是“实践理性批判”（1785）。然而，事实上，后一本书出现在1788年，而前者并没有如期实现。为什么？在这三年里，康德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康德的环境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现有的写作计划？本文的写作目的是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在引言分，集中讨论了与康德未完成的著作《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有关的争议，并结合康德的书信和《基石》的内容对此问题做出了必要的回应。在此基础上，文章的第二分和第三分分别从历史语境和哲学语义学的角度探讨康德的写作转型，并对康德为什么没有写《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给予详细的解释，揭示了他所要处理的“自由与道德法则”的“互惠”问题所造成的学术环境和思想混乱，以及由此引起的写作规划的变化。最后，结语分旨在对上述主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密切联系进行总结和归纳。问题导论早在1783年8月16日，康德在给门德尔松的信中就指出，按照计划，一个形而上学教程将在短时间内完成，“今年冬天，我将完成《道德》的第一分，如果不是全的话，至少要写分。这作品会更受欢迎，但它远没有给我带来扩兴趣的魅力，因为它规定了人类理性的界限和所有内容的前景。”。在门泽和沃尔德研究的基础上，李认为康德在这一段中提到的“道德的第一分”应该是“奠基”，康德在这封信中所说的那种“规定了人类整体理性的界限和全内容”的前瞻性工作应该是指“对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如果李的分析是可靠的，康德的本意是在写作的基础上，以“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来刻画整个理性的边界和全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写作，从而结束其道德哲学体系的建构。贝克在《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康德当时既没有写实践理性批判的意图，也没有写“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准备。贝克说：“对康德来说，奠基这个话题似乎表明康德没有计划写其他批评。”即使在1787年4月修订了《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当康德有足够的时间写其他与道德哲学有关的著作时，他仍然没有提到写《实践理性批判》或《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其次，在处理理性的实际应用与思辨应用之间的关系方面，康德当时没有充分准备，尤其没有对《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进行全面而清晰的考察。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对于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我要求，如果要完成它，它必须能够同时在一个共同原则中显示其与思辨理性的统一，因为归根结底，只有相同的理性才能存在，必须仅在应用中加以区分。然而，如果不引入完全不同的基调，我就无法在这里实现这种完整性调查和困惑的读者。为此，我没有使用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称谓，而是使用奠定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称谓。" (12)显然，康德的思考并非多余。1785年，在《第一次批判》出版四年后，《未来形而上学概论》出版两年后，他仍忙于缓和《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以避免人们误解其内容，他草率地将另一个纯理性层次（即实践理性层次）的意义和应用引入道德哲学，确实容易“迷惑读者”，而且康德当时没有全面考虑“纯实践理性批判”的主题，他的思想仍然有些矛盾。此时，让“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冲向世界的确是不明智的。总的来说，康德最初发表《基础》有两个原因：一是如何协调理性的思辨应用和实践应用，这是他当时没有考虑清楚的；二是避免重复第一次批评的错误。康德希望首先出版更受欢迎的《基石》，更不用说“当前的《基石》只不过是找出并确立道德的原则，它构成了一完整的作品，其目的应该与所有其他道德研究相分离。”（13） 换言之，康德认为“基石”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类似于“未来形而上学概论”与“纯粹理性批判”之间的关系。《基石》的提前出版，不仅有利于“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顺利指导，也有助于人们熟悉其道德哲学的基本概念，系统地把握其思想。基于此，如果我们的解读是合理的，那么在1783年至1785年之间，特别是在康德写《奠基》的时期，他最初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即在完成《奠基》之后，开始写《纯粹实践理性批判》。事实上，为了防止人们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写作计划产生误解，康德在《基础》的“序言”中分别为《纯粹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添加了重要的符号。此外，即使在《实践理性批判》出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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