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的独特特色台湾文学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面貌。相较于文学,台湾文学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首先,台湾文学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台湾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原住民文化、
为何同为古典诗的创作者的陶渊明和李白杜甫,当时只道是寻常。“赌书泼茶”是一个典故,对出仕的态度却完全不一样?
出仕者必是诗人
其实,纳兰性德以此来说明往日与亡妻卢氏有着像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一样的幸福生活。可问题是,是不是诗人与是否希望出仕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不写诗,赵李二人真的如传说那样幸福吗?故事的开端,依旧隐居成为隐士,总是那样的匪夷所思,只是没有诗作表达,甚至带有一种浪漫的气息。20岁出头的赵明诚参加诗会,分人不知道罢了。有些人当了官之后,偶遇当时年仅18岁的李清照,不再写诗,从此陷入了单相思。为了见到心爱的人,谨小慎微,赵明诚甚至亲自跑到了李清照的家中。当时李清照正在荡着秋千,避免祸从口出。如“江郎才尽”的江淹,身上流出的汗渗透了她薄薄的衣服。当李清照看到突然闯进来的赵明诚,如收烧自己作品的韦庄,她顾不上穿鞋,仕途亨通之后的高适,这些人仕途通达之后就减少了内心感情的表达,不再写诗。
所以,想不想当官,和写不写诗没有关系。要知道在古代,不会写诗的人根本当不了官的,首先过不了科考,就算举荐出仕,不会写诗也无法跟同僚、甚至君臣之间交流,那是无法在官场混下去的。
写诗这件事,只有不愿写,没有不会写。官场中的文官可以说全都是诗人。
至于是否出仕是他们自身的人生态度,同时这种态度会从他们的诗作中反应出来。
陶渊明为什么不愿出仕?
他可没少当官,年轻的时候时常当官,又时常辞官。最终绝于仕途,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是主要原因。
陶渊明祖上是东晋名将陶侃。陶侃出身寒门,打拼到封长沙郡公,是寒门逆袭的典范。东汉末年直到唐朝,的政治一直是门阀政治,当时最的门阀是“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王谢两家。陶侃这个平民的崛起让这些门阀非常不爽,在琅琊王氏将军王敦当政时,把陶侃排挤到广州当刺史。后来王敦叛乱,陶侃被启用为征西将军。陶,王两家结下世仇。
陶渊明出身不错,有出仕的资格,又有政治才干,二十九岁出仕江州祭酒。他的顶头上司却正是琅琊王氏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相见,分外不爽。加上王凝之这个人非常不堪,他的老婆是闻名天下的才女谢道韫,都只能回娘家长叹:“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陶渊明便一身本事,也只能“不堪吏事”,愤然辞职。
这次辞职,是因为家族世仇和对王凝之的不满,“不愿仕”。
后来的几次出仕和辞官,与桓玄和刘裕争权,丧母丁忧有关。等到丁忧完出门,东晋已经改朝换代,成为刘宋。作为东晋名臣之后,推辞出仕成为了一种态度的表达。
东晋政治混乱,朝代更替,是陶渊明不肯出仕的原因之一。这就是出于内心的坚守,“不能仕”了。
再加上他本身性格的原因,“性本爱丘山”,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少无适俗韵”,他从小就看不上世俗社会的尔虞我诈,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
多方面的原因加起来促成了五柳先生的一生田园归隐。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社会环境问题,如果一片清明祥和,请他出山为民、为国效力,他未必不肯。还是社会、王朝的混乱和黑暗让他完全对仕途失去了信心。
李白杜甫的求仕之路
李白、杜甫所处的朝代完全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这段历史上最繁华、最灿烂的时代,物华天宝,万国来朝。
同样,安史之乱给了这个盛世拦腰一击,战争的痛苦,社会的动荡,王朝的倾颓不光为他们的感情生活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也激发着这些饱读诗书的年轻人为国为民为天下而活的决心。
用当下的话来说,当时的天朝状态正是我们如今复兴的目标。在这样一个积极、昂扬、上进的社会形态之中,每一个年轻人都志气高昂、砥砺前行,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契合时代的高歌。
在一个社会发展良性推进的时代,自信心会让每一个热血的文人焕发出经天纬地的愿望,社会上太多的成就和辉煌会成为个后进者追逐的目标,让他们为了王侯功业奋力向前。
在陶渊明时代,出仕、当官在高洁文人的心中是羞耻的,在盛唐王朝,为民生立命,成为朝廷命官,成为这个王朝的一颗螺丝钉,却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
李白是商人之子,早年在山中求学,自然也是学的圣人之道,努力求功名是儒家本色。但是由于出生低,不能科考,所以出蜀后自报国姓,并将山中读书美化成求道,不断干谒名人,希望进身为和朝廷服务,完成自己经国致世的愿望。
可惜恃才傲物,性格决定命运,时运也不济,理想未达即去世了。
杜甫情况有些不同,他是可以参加科考的,只可惜到了他这个时代,唐朝已经色厉内荏,有些虚张声势了。贪相当道,号称“野无遗贤”,天下士子,一个不录。
得不到的就是心里所想。所以,李白、杜甫念念不忘的就是仕途显达。
其实这两人做官是真的不行。都有过机会,李白曾在唐朝政权中心打了两年闲工,却被“赐金放还”,就是劝退了。这很明显就是个不适合混官场的结。而杜甫因为安史之乱投奔唐肃宗,当了左拾遗,却因为情商低不久就被贬了。终其一生,再未入朝。
不要相信那些主角意识代入的野史,好像高洁文人动不动就蔑视功名,不屑高官厚禄。为了实现深深植于血脉的天下为公的儒家理想,古代的文人唯有走上仕途。李白、杜甫诗文彪炳千秋,光耀万年,可当官、管事,就是不行。
都是符合当时代的君子正途
总的来说,陶渊明和李杜的出仕态度,都是受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
魏晋南北朝乱世,君子高洁,明哲保身是分知识分子的认知,陶渊明只是走得更远,表现出来厌恶仕途。
而盛唐之中,君子高洁,以为国为民、为天下尽力为标杆,李杜对仕途的追求无须掩盖,这是正当的,好的追求,不需要回避。
都是君子正途,不过时代变化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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